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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村记忆(衣食住行四篇)

编辑:艺龄 来源:宝鸡电台 发布时间:2014年09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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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出省城西安沿西兰公路西行七十公里,至古奉天县阳洪店十字,再沿乾兴公路南行约三公里,路西有一村,即杨村。千百年来,地处关中平原腹地的杨村似乎没有出过什么达官显贵可作为村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杨村”的村名却颇有一点来头。元好问《杨振墓碑》载,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废掉了隋恭帝杨侑。杨侑的十代孙杨怀顺和夫人彭氏有子十二人,“长曰公侯,次曰公神,……始分世田,随诸房所居,号十二杨村。”杨村属十二杨村之一,因系长子杨公侯所居,故名大杨村。

  名曰杨村,全村却无一户杨姓,如今的张董袁葛四姓人家估计全属杨家佃户的后代。杨村现分东、西、南村。东村一色张姓,无一旁姓他人;西村张姓为主,偶有董姓;南村袁姓为主,偶有葛姓。东村、西村实际连在一起,而南村距东村有一箭之遥的路程。这里说的杨村农民的生活,实际上指大杨南村农民的生活,本文作者即生于斯、长于斯。

  说起“生活”二字,看天下苍生整日闹嚷嚷乱纷纷忙碌碌,究其实不外衣、食、住、行,名呀利呀实在是些身外之物。杨村人也不例外。三十年前如此,三十年后如此,三百年前如此,三百年后亦如此。

  杨村记忆(之一)衣

  说到三十年前杨村农民的衣,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最久的一个画面是:农历一、四、七,王乐镇逢集日;清晨;杨村村东的路上,一个又一个领着孙女或孙子的小脚老太太,穿着新崭崭的黑色直贡呢面料大襟上衣,头发抿得溜光,胸口别着一方手帕;下身同样着黑色的裤子,裤脚用布带子一扎,一双伶仃的小脚越发突出了。这些穿着压箱底衣服的老太太,左一下右一下摇摇晃晃地在路上行走,满是褶子的衣服和满是褶子的脸上,充满着洋洋喜气。遇到熟人,她们总是很夸张地打着招呼。那些很夸张的招呼声,至今仍回荡在关中平原的阡陌上。

  三十多年前杨村的男人,光是被一个吃饭问题就弄到焦头烂额,于是,穿衣的问题就更多地留给了女人。我童少年的印象中,母亲和周围的女人们,一年四季永远在为一家老小的穿着而忙碌着:拾棉花、轧棉花、弹棉花、纺线、织布、捶布、裁衣、缝衣、补衣,因而,三十年后的今天,一提到家乡,一想到去世多年的母亲,总会想到李白的诗句“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耳边也总是回响着傍晚时分那个雾气氲氤的村落此起彼伏的捣衣声。

  其实,说到穿衣,三十年前杨村农民的衣服实在再简单不过,上点年纪的男人一年四季就那么两件衣服,连颜色也就两种:黑和白,春、秋、冬三季穿黑,夏天穿白,甚至可以光着膀子。夏天自然好过一些,冬天可就难熬了,家境殷实的人家棉衣里面套件衬衣外面再罩件外衣,但更多的男人冬天就穿着空心棉袄,中间再扎个布腰带。198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四人帮”,落魄的张春桥穿了一件空心棉袄接受审判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电视机前的我心里暗想:在杨村,穿空心棉袄的农民满大街都是!当然,杨村农民贴身不穿衬衣并非为了向谁示威,实在是想穿而不得。

  三十多年前,做衣服的原料棉花属于“战备物资”,属于统购统销的范围,我就听一个小伙伴煞有介事地说过棉花可以造子弹造炮弹。地处关中平原的杨村每年都要大面积地种植棉花,但交过“爱国棉”之后就所剩无几。于是,一些男人女人就开始铤而走险,去偷国家的“战备物资”。然而,偷棉花的罪过远远大于偷粮食的罪过,偷粮食至多落了小偷小摸、偷窃集体粮食的罪名,而偷棉花则会被无限上纲上线,弄不好就会因为盗窃国家的战备物资而被判刑。所以,偷棉花的人要比偷粮食的人少了很多,更多的人家只能看家里的女人是否能干了。能干的手巧的女人,家里男人和孩子就穿得体面些;笨拙的或懒惰的女人,男人和孩子就只能穿着破烂了。每每看到母亲为全家人的衣服而绞尽脑汁,甚至黯然伤神,我就怀疑小伙伴所说的造子弹造炮弹的话是谎言:软乎乎的棉花怎么可能造出那么硬的子弹炮弹呢?要做衣服没有棉花,那去镇上买布料吧,可买布料一是要钱,二是要布票。而钱和布票这两样东西杨村农民都缺,于是就只好“内部挖潜”,在节约上狠下功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件衣服最少也要穿九年,这是我最早形成的关于穿衣的理念。既然“缝缝补补又三年”,因而母亲在做衣服时,必须把裁剪下来的边角料精心地拾掇到一个包袱里,以备衣服破了之后打补丁。有那么几年,在杨村,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补丁衣服的人们,且补丁极整齐划一:双肩、双膝、屁股。这些地方都是常磨损的地方,所以补丁摞补丁的事情也屡见不鲜。那时候的衣料质量差,掉色,常常是衣服整个都泛白了,但打上去的补丁却是崭新的,和掉色泛白的整体形成了鲜明对照。所以,三十年前的杨村,到处可以看到双肩、双膝、屁股上打着崭新的圆圆的补丁的农民在晃晃悠悠。这,也算得上是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

  衣服如此,鞋自然也好不到那儿去。和我一起成长的伙伴们,似乎没有谁一年到头都穿着浑全的鞋子。一群小男孩,一天到晚的疯跑,一双新鞋子上脚,没几天就开帮了,回家母亲缝一缝再穿;又过些日子,鞋底磨穿了,回家再告诉母亲,母亲拿上鞋端详半天,说再穿一穿吧!就又凑合着穿一些天,直到鞋实在挂不到脚上了,才考虑重新换鞋子。鞋子最容易烂的地方是鞋尖,兴许是孩子脚长得快,新鞋上脚不久,很快就看见大拇指挣扎着从鞋尖里生动地钻了出来,大人见了,打趣道:“快看,你‘大舅’跑出来了!”“大舅”跑出来就跑出来了,那时候大家几乎都这样,没有谁会在乎。

  我的记忆中,对于自己的穿着开始在乎最早始于袜子。最早穿什么袜子我已没有什么印象,但上学之后开始穿袜子,是母亲把姐姐穿过的袜子改了之后再给我穿。这原本没有什么,问题在于姐姐的袜子多是红色的。男孩子不像女孩子,对于穿着确实不太在意,红袜子总比没有袜子强。但不久我就发现我不在意有人在意,而且是班里的小女生在意。当然,她们的在意更多的是讥笑。自从我发现有人讥笑我的袜子后,就觉得我脚下的红色很是扎眼。男孩子说到底也是小男人,自有男人的虚荣和尊严,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向母亲诉说了我的尴尬。母亲听了之后没有说什么,等到下次染布的时候就顺便把红袜子染成了黑袜子。尽管穿上之后每天两个脚丫子都被染得黑乎乎的,但我私下里总算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起码不会再有女生老盯着我的双脚仔细端详了!

  因为总是没有新衣服穿,所以,三十多年前的我就天天天盼着过年。“过新年,穿新衣,戴新帽”,在杨村,即便是家境再差的人家,过年还是要给孩子置买新衣服的。大年初一早上,你会在杨村的街道上看到一群穿着簇新的衣服的男孩女孩在嘻嘻地笑着、追逐着、打闹着,欢度这一年一度的节日!有一年,狂欢过后我回到家里,向母亲描述着外面孩子们的盛景,母亲却说了一句“富人家过年,穷人家过难”的话。我呆呆地望了母亲半天,想起了母亲为了过年给我们姐弟做新衣时愁眉紧锁的样子,就小声地、违心地说:“明年过年我不要新衣服了。”这一次,轮到母亲呆呆地望了我半天,走上前摸摸我的头,说:“娃长大了!”

  三十多年后的一年,我回到了母亲已去世多年的家过年,毕毕剥剥的鞭炮声里,我陪着年迈的父亲在看电视。电视里播着一条新闻,说是一女士在“北京燕莎”买下了商家说的“仅有”的两件衣服,但不久商家在橱窗里又挂出来两件。女士一怒之下状告“北京燕莎”,结果女士胜诉。那两套衣服的价格是三十二万元!父亲耳背没有听清,我就大声地告诉了他。父亲听了之后,愣愣地看了我半天,说:“三十二万?三十二万!疯了!疯了!”

  对于三十年前穿过空心棉袄的杨村农民来说,一个人花三十二万元去买两件衣服,确乎是一件十分十分疯狂的事情!

  作者简介:袁方,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咸阳师范学院写作教研室主任、现为文学与传播学院院长。出版学术专著《文学创作环境机制论》、《英国人》两部,主编教材《人文科学概论》、《申论写作教程》两部,参编教材《大学语文》一部,出版社科类读物《狼道--强者的生存法则》等五部,先后在《理论导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发表小说、散文、杂文等文学作品200余万字,曾四次获文学创作征文奖。

 

  杨村记忆(之二)食

  衣食住行,“衣”虽排在第一,然“民以食为天”,“食”才是三十年前杨村农民生活中心的中心。“生活是什么?”杨村农民答:“生活就是吃饭!”三十年前,如何能使自己及家人吃饱饭,几乎是所有杨村的男人和女人春夏秋冬醒着梦里都在绞尽脑汁思考的头等大事。种庄稼打粮食的农民为吃粮食的问题而愁肠百结,也算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之一。

  三十年前,关于农业关于粮食的口号和指示铺天盖地轰轰烈烈,宣传得也很到位:“以粮为纲”,“统购统销”,“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学大寨”,“闲时吃干,忙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要大养其猪”,等等,但粮食依旧是冷冰冰的一个字:缺!为了给“缺”字前头添上一个“不”字,杨村的农民想尽了千方百计:拼命干(干活挣粮食),拼命省(从嘴里节省粮食),拼命换(用家织的布从外地偷偷地换粮食),拼命偷(从庄稼地里场院里偷粮食),拼命想(想别的什么东西还可以当粮食吃)。野菜可以当粮吃,牲口饲料可以当粮吃,瓜菜可以代替粮食吃,树皮可以当粮食吃,玉米秸打碎了可以当粮食吃,听老人说,我出生前人们把土(观音土)也当粮吃。我记事之后,有几年上级领导部门大力提倡种高粱,说是这种“农作物”的产量很高。那种号称是粮食的东西极其粗糙,人难以下咽,即便勉强下咽后也难以排泄。但就是这种无论“入”还是“出”都极其艰难的东西,有几年竟然作为杨村农民主要的口粮。没法子,再难以下咽也总比饿肚子好受。

  再说说伟人“很爱吃”的红薯。前年冬天的一天傍晚,“90后”的女儿喊着要吃烤红薯,我咬着牙花了近五块钱从外面那个守着柴油桶子的老头那里买了两个烤红薯回来,顺便给女儿讲了讲三十年前我是如何天天、顿顿吃红薯吃到胃里泛酸水的事情,意在提醒她为了这样一种破玩意儿让爸爸咬牙实在不值得。女儿听了之后,一双眼睛水汪汪地盯了我半天,然后一脸羡慕地说:“老爹,你们贼幸福哩!”听得我差点背过气去!的确,红薯不是坏东西,尤其是冬天,热腾腾的烤红薯的确诱人。但是,如果让如今的少男少女天天、顿顿吃烤红薯蒸红薯热红薯凉红薯冻红薯,吃红薯稀饭红薯面条红薯干红薯条红薯块,用不了半个月,即便是对红薯有着狂热感情的人见了红薯估计也都要绕着走。

  二十九年前,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期间有一次放暑假回家,族里的一位伯父详细询问了我在西安生活的点点滴滴,最后,他十分认真地问我:“顿顿顿能吃上肉吗?”伯父连说了三个“顿”,意思就是一天三顿。我笑着回答说能。伯父看了我半天,然后又呆呆地看着西斜的太阳,半晌没有说话,一双老眼中流下了混浊的眼泪来。我不知道伯父当时是何种心理,但在三十年前杨村农民的生活中,“肉”绝对属于人间至香至美的食物。如果一个人竟然“顿顿顿”都能吃上肉,那简直就不是人而是神了!因为对于杨村农民来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能吃上肉的日子绝对屈指可数,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三个大节气,稍殷实的人家可以开开洋荤吃上肉,大多数村民一年到头就是过年几天可以关上门藏着掖着吃几天肉,其余的日子就是盼望着三百六十多天之后再吃肉。想想也确实不公平,杨村农民的牛栏里养着牛,猪圈里喂着肥猪,鸡窝里圈着公鸡母鸡,涝池里游着鸭子鹅,家门口拴着山羊绵羊,水库里养着鱼,牛猪鸡鸭鹅羊鱼都可以杀了吃肉,但杨村农民知道,这些都属于有钱有口福的城里人,不属于做农民的自己。而对于杨村农民,“顿顿顿吃肉”这种理想的做人境界,那是共产主义才可能有的事情。

  “饥寒生盗贼”,人一缺粮吃,便没有了做人的尊严,偷粮的事便时有发生,几乎所有杨村的农民都有过偷粮的经历。最严重的时候,几乎是群盗蜂起,那暗偷已接近于明抢了。对于这种村民男女老少明火执仗做贼的事情,村干部甚至下派干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农民毕竟也得吃饭才能活下去,光靠吸空气是无法像植物那样进行光合作用活下去的。但杨村农民有自己的道德底线,缺粮的时候你可以偷一点,可不缺粮的时候你还去偷那就犯了忌,要遭人谴责。个别的村民偷粮食偷上了瘾,就没有人看得起他,包括孩子也不拿他当回事儿。有一年暑假,上小学的我在一个大中午顶着毒热的太阳拿着弹弓在城后的树上打麻雀,远远地看见一个“惯偷”把生产队地里的包谷棒子隔着后墙一个接着一个往自家的后院里扔。他那么投入,那么聚精会神,竟然没有发现我已经走到了他的跟前。等到我突然冒出来站在他身边,五、六十岁的老爷们儿,按辈分我应该尊称为“太爷”的他,突然装作肚子疼蹲在包谷地头,用一种无奈、乞求、渴望、屈辱的目光看着我。看到我用目光直勾勾地看着他,他就像一个做坏事的小学生一样把头深埋在双膝之间。这个杨村农民中最有名的“惯偷”至今去世已有二十多个年头,当我打算写这篇《三十年前杨村农民的生活》的文章时,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他这个杨村几十年来最没有尊严的男人。

  三十年前杨村的农民,不光缺吃的,就连和吃的相关的柴禾也奇缺无比。我童少年时期的记忆中,无论是春夏秋冬,竟都有着在田野里捡柴禾的经历:麦子割完了,去地里拔麦茬;玉米秆挖了,去地里拾玉米叶子;棉花秆拔完了,去地里拔半截子的棉花秆;树叶落了,就去扫树叶子。其实,这些东西中,除了半截子的棉花秆,其他的东西都不经烧,经常是“轰”地一下,塞进灶膛的半筐子就烧没了。就这样还得去捡,不捡,便意味着“饥寒交迫”日子的真正来临。三十年后的今天,每到夏收和秋收之后,关中平原几乎每天傍晚都笼罩在呛人的烟雾迷漫之中,那是农民在疯狂地焚烧着秸秆。据报道,最严重的时候,气象卫星都无法观测到关中平原的情况。为此,各级政府三令五申,各种行政的、非行政的手段都用上了,情况才略有好转。每每看到因为焚烧秸秆造成城市居民患呼吸道疾病的病人剧增、影响到飞机航班正常飞行的报道,作为农民的后代,我感到有一点点抱歉,但我想的最多的却并非焚烧秸秆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航班的影响,而是心疼那些大片大片白白燃烧的柴禾!那可是三十年前秋冬季节让我魂牵绕的柴禾呀!

  其实,在疯狂焚烧秸秆污染环境影响航班的农民中,就有距离省城西安七十公里的杨村农民。当你驱车路过那里,你会看到那里的傍晚依然是烟雾弥漫。这并非他们都忘记了三十年前饥寒交迫的岁月,而是今天他们生活的中心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如今,杨侑的十代孙杨怀顺佃户们的后代杨村的农民不再为自己吃饱饭以及让家人吃饱饭而愁眉紧锁,也不再把吃饭当成生活的全部,“顿顿顿”吃肉的梦想于今已可以成为他们的现实,他们更不会让自己正在上学的孩子提着筐子顶着寒风去田野里捡柴禾,他们正思考着自己和自己的老人孩子怎样才能够过上一种真正意义上“人的生活”!

  作者简介:袁方,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咸阳师范学院写作教研室主任、现为文学与传播学院院长。出版学术专著《文学创作环境机制论》、《英国人》两部,主编教材《人文科学概论》、《申论写作教程》两部,参编教材《大学语文》一部,出版社科类读物《狼道——强者的生存法则》等五部,先后在《理论导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发表小说、散文、杂文等文学作品200余万字,曾四次获文学创作征文奖。

  杨村记忆(之三)住

  2003年国庆长假,小弟打电话给我,说家里的房子马上建好,要举行一个仪式,让我务必回家一趟。一位好友、也是房子的设计者得知后,开车送我回家。房子仅剩扫尾工程,几位工匠还在忙碌着。将近八十高龄的父亲戴着眼镜端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目不转睛地看着马上要竣工的房子,满脸都写着欣慰。工匠们一边干活一边和父亲开着玩笑,说要搁旧社会,父亲就是老地主。平日沉默寡言的父亲只是“嘿嘿”地笑着,一言不发。生长在城市的朋友有些不解,我对他说,对于农民来说,盖如此规模的房子,一生可能只有一次;甚至相当一部分人倾其平生的气力和积蓄,一生未必能有这样的机会。

  的确,杨村农民说“娶媳妇盖房,费钱没王”,意思是说给儿子娶媳妇和盖房子,都是花起钱来没边没际的事。而对于父亲来说,三十年前如果对他说家里会盖这样规模的房子,他肯定会以为你不是在做梦就是疯了。这就不难理解父亲的唏嘘和感叹了!

  杨村的布局,亦如在关中平原见到的其他村落,远远望去,是高大的树木,一到春夏秋三季满眼郁郁葱葱,你会想到孟浩然《过故人庄》中的诗句“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外斜”。不过杨村地处平原腹地,四向三十里均无山,不存在“青山郭外斜”。走进村,你会发现街道几乎都是笔直的。南村因为村小人少,三十年前仅有两条东西向的街道,两街中间有一窄窄的过道,村民曰“马道”。这样,整个村子就呈“H”型。各家的房屋,虽说有些微差别,但大同小异。社会上盛传“陕西八大怪”之一的“房子一边盖”,其实说怪并不怪,之所以要“一边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一个字,穷。房子一边盖,两邻便可共用一面山墙,省钱。三十年前杨村农民的房子,几乎全是土木结构,所以,一进村,印象最深的是满目的黄:黄的墙,黄的房,黄的炕,黄的街,黄的人。盖房的物料都要钱,砖、瓦、椽、檩都要钱,可黄土不要钱,有力气就成,所以,只要能用黄土的地方就尽量用黄土。当然,其他东西能用替代品就尽量用替代品,譬如说椽太贵,就用竹竿;再穷点的,向日葵杆儿也能凑合。总而言之,房要盖,钱也要省。

  对于祖辈都以农耕为业的杨村农民来说,“吃”是一天一天的事,“穿”是一季一季的事,而“住”则是一辈一辈的事。一个人衣不蔽体是穷,食不果腹是穷,可如果他无片瓦存身,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穷,而是毛泽东当年所说的“赤贫”了,即除了空拳一双外一无所有。直到今天,杨村农民给儿子订亲,家里有几间房以及什么样的房,是女方家重要的取舍依据。因此,杨村农民打从成年起,就开始把“盖房”作为人生最重要的奋斗目标,甚至是终极目标。穿烂点没人笑话,吃差点没人笑话,可你要是房没盖好还穿红戴绿、胡吃海喝就会有人笑话,说你亏了先人。所以,杨村农民省吃俭用主要是为实现人生的终极目标。因此,即便是今天,你还会看到杨村有的人家外墙上贴着白瓷片的房子都盖了多年而屋内的涂料还未刷,你也会看到有的人家房子盖得很高,可你进屋后会发现这户人家像被洪水冲了一般家徒四壁。但无论怎样说,有了房子,便意味着人生目标的初步实现。不过可惜的是,这样的人生目标,对于大部分杨村农民来说还是有些过于远大,有人从二十多岁就开始筹措着盖房,直到孙子都二十多岁了,盖房仍处于筹措阶段。

  七十年代前期,有一年的7月到9月,关中地区淫雨绵绵,五十多天没有见过蓝天。一天中午,一户人家的房子轰然倒下,全村人闻讯跑出来围拢在街上。那户人家的女主人,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妈,一屁股坐在泥水地里,眼睛瓷瓷地看着眼前的废墟一言不发。我母亲和几个妇女上前,你一言我一语地安慰,说万幸的是家里人都逃了出来,要是夜里就不得了。劝说了半天,她仍是不发一言,花白的头发被雨水淋得一绺一绺。正当人群三三两两走散的时候,突然,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声凄厉地划破了杨村上空的死寂。母亲含着眼泪抱着那位大妈,连声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夜里,我和爷爷躺在家里的草棚里,我问,为什么大妈喊过之后母亲要说“这下好了”。爷爷说,娃呀,不喊出来哭出来人就魔怔了!几天工夫,大妈的头发就全白了。此后几年,大妈全家就住在生产队看菜园的小房里,只要一有人提到房子,大妈的眼睛就像熄灭的灯,顿时暗淡下来。

  童少年时期关于房子的概念,几乎全来自爷爷。从我刚刚懂事起,我就和爷爷住在前院草棚里。晚上,昏暗的油灯下,爷爷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念叨着谁家的房子全是瓦房,谁家住的全是草棚。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村里谁家的房子要全是瓦房而没有草棚,那就是有钱人;如果谁家的房子竟然不是土墙而是“一砖到顶”,那就和课本里学过的大地主刘文彩无异了。不过那时候好像没有谁家是“一砖到顶”,所以杨村也就没有刘文彩。

  七十年代中后期,杨村第一座“一砖到顶”的房子落成,是生产队的饲养室。可能是队里的副业有了一点起色,也可能是饲养室里圈着养着的是杨村农民最大的财富,所以,两个生产队先后重建了饲养室。那时候的建筑设备很差,盖房几乎全靠人工,工期长达两三个月。那段时间,几乎每一天都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杨村人下地前收工后的都要来到村东头的建筑工地上转转、看看,工地的上空,不时荡漾着欢歌笑语。孩子每天放学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工地上看着大人盖房。要是看见哪个孩子面有得意之色,那肯定是他父亲在工地上干活。总之,那段时间,大人孩子都处于一种癫狂状态。此后几年,生产队那两座高大宏伟的饲养室,一直是村民的话题。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正当盛年的生产队长,于今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跟别人拉起话来,总是用“当年我盖饲养室的时候”开头。儿子媳妇开玩笑说,他爸一辈子只记得一件事,就是“当年盖饲养室”。

  关于房子,2008年在杨村出现了一件轰动的事情。杨村村子西头,有一户人家建起了一栋真正意义上的别墅式建筑,工期长达半年多还未完工,总投资已经超过了100万元,还不包括内部装修。据说,光是水泥就用了100多吨。村民说,这栋房子完全按照抗八级地震的标准设计,全部框架式结构,现浇混凝土,后院装了小锅炉,每个房间都设计有卫生间,抽水马桶和洗浴设备一应俱全,前后修了两个化粪池。知情人说,光是化粪池就花了一万多,听得杨村人张圆了嘴巴半天都合不上。有老人说,搁三十年前,光是修化粪池的钱,就能盖一院房子。这栋房子的建成,使得前些年盖起来的那些楼房、平房都黯然失色。

  不过遗憾的是,这栋房子虽说是杨村人盖的,将来杨村人也要住进去,但此杨村人却非彼杨村人,掏钱盖房的是杨村农民的儿子,一个三十年前走出了杨村,后来在京城把事干大了的杨村农民后代。

  作者简介:袁方,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咸阳师范学院写作教研室主任、现为文学与传播学院院长。出版学术专著《文学创作环境机制论》、《英国人》两部,主编教材《人文科学概论》、《申论写作教程》两部,参编教材《大学语文》一部,出版社科类读物《狼道——强者的生存法则》等五部,先后在《理论导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发表小说、散文、杂文等文学作品200余万字,曾四次获文学创作征文奖。

  杨村记忆(之四)行

  在衣、食、住、行这几种最基本的生活形态中,三十年前杨村农民的“行”是最接近原始状态的。前两年流行一条手机短信,描述某地落后的生活状况,其中有一句“交通基本靠走”,就是三十年前杨村农民“行”的真实写照。

  在打算写这段文字之前,我的脑海中有几幅画面一直在萦绕,一是很久之前看过的俄罗斯油画:高大的白桦树,破败的乡村,弯曲的乡间小道,远处影影绰绰的行人;二是契诃夫小说《草原》中描写的景象:一望无际的草原,各种昆虫的鸣叫,飞鸟走兽的追逐,缓慢的节奏,还有叶果鲁希卡乘坐的舅舅的马车;三是我闭上眼睛都能看见的三十年前杨村的景象:清晨,初升的太阳,庄稼和野草上挂着的晶莹露珠,远处是人赶着牛在耕地的剪影,人的吆喝悠扬,牛的喘息粗重……

  或许是因为出身农家,成年之后,社会对农民的评价一直是我比较关注甚至比较敏感的话题,一些人对农民的评价令我反感,比如说农民自私、狭隘、封闭、落后,比如说农民只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等等。我以为,如果中国农民出门开小车,远行坐飞机,他们的交际范围肯定可以延伸到日南交趾国,也肯定不会迷恋老婆娃娃的热炕头,同时也肯定就不会再封闭落后了。要知道,中国农民的贫困并不仅仅是农民自己造成的。

  就说“行”吧,没文化的人都知道行需要交通工具,可交通工具需要钱,没钱就只能就地取材,长着脚就靠双脚;耕田种地,农民一般养有牛马,所以农村就多牛车、马车。三十年前的杨村,生产队的牛车很多还是木头轮的,轮子很大,轮边包着一层铁圈。前两年,我曾经在一家经营“农家乐”的饭店中看到过这种车轮。再后来,杨村有了胶轮大车。到了七十年代前期,杨村在“行”方面,有了一次革命性的突破,村里买回了手扶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开回来的那天,村里的大人全都挤到保管室的大院里,连平日不大抛头露面的妇女,也都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悄悄地挤在人群中看着这个长相奇怪的铁家伙。至于孩子们,更是喜不自禁,在小心地征得生产队长的儿子、手扶拖拉机驾驶员的恩准之后,“嗷”的一声爬上了车厢。此后,王乐镇逢集的日子,你就会看到那辆手扶拖拉机小小的车厢里,竟然挤进二十多个“嘻嘻哈哈”的男女老少。

  但是,无论是牛拉的木轮大车、马拉的胶轮大车,还是烧柴油的手扶拖拉机,全都是集体的财产。集体财产,不可能天天伺候着你,所以,你的“行”还得你自己解决;解决不了,那就只能靠你自己的双脚:走。

  所以,在三十多年前的杨村,无论是远足还是近行,走是一种常态。爷爷曾经告诉我,年轻的时候,他曾有过一天走两百多里的经历。爷爷是个很高大的人,有着一双过人的长腿,加上那次他要办的又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所以,我完全能够想象爷爷当时健步如飞的样子。到今年,爷爷已去世整整三十年了。前些年,我常带着年幼的女儿坐长途车回家看望她的爷爷。经常是,我和女儿前脚刚进家门,爸爸后脚就问我晚上走不走。女儿悄悄地问我,是不是爷爷不喜欢她,刚进家门就问走不走。我留意到,只要我说晚上要赶回去不在家住,往往是一到三、四点钟,太阳还老高老高,爸爸就坐卧不宁地催促我和孩子赶紧走,怕晚了赶不上回家的车。后来,一次闲聊,爸爸说起当年兵荒马乱的时候,他推着独轮车给队伍上送粮,从杨村沿着官道(即西兰公路)到古城咸阳需要走两天,晚上要在店张驿住一宿。所以,在父亲的观念中,从杨村到咸阳的距离需要走两天。这就难怪他老催促我和女儿回去了。爷爷当年如此,爸爸当年如此,轮到我也是如此。小学到初中,学校就在村口,自然走着去上学;到了高中,学校在七、八里地之外的阳洪店,一周两次,走着去,走着回,很难计算从杨村到阳洪店我总共走过了多少个来回。记得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母亲让我一个人到十多里外的外婆家,一路上我忐忑不安,差点迷了路,最后从田野中悲壮地走回了家。多年以后,我一直把这次独自出行看成是我的成人仪式。

  再后来,条件好了一些,杨村人开始购买自行车作为代步的工具。那时候一辆“飞鸽”180多块钱,这对于杨村农民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买不起,就买旧的。旧到什么程度?旧到你无法看出车子原来的颜色是什么的程度。杨村农民祖辈种菜、卖菜,于是,一早一晚,你在村口就能听到那些除了铃铛不响到处乱响的自行车“哐哐哐”地进进出出。那时候,如果谁家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尤其是“永久”牌或者“飞鸽”牌的,绝对会成为轰动的新闻。不过,新车有新车的麻烦,遇到雨天雪天,路面泥泞不堪,自行车没法推,更没法骑,当然,新崭  崭的车子也不忍心骑,于是,就只好忍受着别人的讥讽嘲笑扛在肩上。

  买一辆自行车都如此艰难,更不用提摩托车、汽车了。杨村农民做梦都不会想到私人还可以拥有摩托车、汽车。因为那时候看见一辆摩托车、汽车都觉得稀奇。很小的时候,有一年的春天,一位堂兄借口挖草,领着我来到西兰公路旁,我终于看到了一辆正在行进间的公共汽车,感觉如梦里一般。偶尔,村里来一辆汽车,孩子们就一边欢呼一边追前撵后地看汽车。等到汽车开走了,还要津津有味地讲述观察到的每个关于汽车的细节。如果谁竟然有幸坐一次汽车,那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成为大家艳羡的对象。汽车坐不上,那就坐牛车,赶车的不让坐就不管脏净自己偷偷爬上去。2008年5月14日,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听一位城里生城里长的故人说起往事,她竟然也有过在街头爬牛车的经历,听得我感慨良久!稍微长大一些,男孩子就不屑于爬牛车了,开始扒拖拉机。扒拖拉机是很危险的事情,但危险就意味着刺激,同时又可以博得一片叫好声,所以,有一度我曾乐此不疲。而与我年龄相仿的一位伙伴,竟然有过扒汽车的壮举,这更是让我羡慕得眼热。直到今天,那位患脑中风瘫痪在床的伙伴仍是我心中的英雄!

  2008年5月初,杨村一位进县城做生意的农民、我同族的一位堂兄嫁女儿。婚礼的前几天,堂兄把他将近九十岁的老母接去参观孙女的新房和陪嫁,陪嫁中赫然停放着一辆小汽车。开始,我那位大妈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到弄清楚是孙女的陪嫁后,立刻勃然大怒,让儿子立马送她回杨村。一进村她就破口大骂:败家贼,钱多了烧的,好容易置下的家当总有一天要糟践光!嫁一个臭女子出门,竟然陪一辆五万元的小汽车,吃饱了撑的!孙女出嫁后不几天,就发生了地震,大妈说:“看!看!嫁个臭女子就陪五万,你以为老天爷没长眼?”

  听大妈那口气,似乎震惊中外的“汶川大地震”是因为那辆五万元小汽车引起的。其实,大妈有所不知,那辆“本田雅阁”远非儿子说的五万元,而是将近二十万元。

  大杨村,这个关中平原上极为普通的村落,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三十年前,为了离开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庄,摆脱祖祖辈辈土里刨食的命运,我曾经“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寒窗苦读。终于,1980年9月,那个秋雨绵绵的季节,我打好行李,坐上了开往省城西安的班车。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并没有回头看一眼雨雾中的杨村。可是,三十年后,每次当我再回到杨村,看到一天天改变了却似乎并未改变的村落,看到那一张张熟悉和陌生的面孔,看着父老乡亲们依旧为了衣食住行在奔波、劳作,我的心灵是安宁的、熨贴的,有一种找到根的感觉。

  是的,杨村就是我的根!我年迈的父亲依旧在那里生活着,而我的母亲,就埋在杨村村东的坟地里……

  一想到这些,我不禁潸然泪下,为那些依旧为了衣食住行而奔波劳作的杨村农民们,为我的父亲,为我的母亲,也为了全天下所有的像杨村农民一样的父老乡亲们!

  作者简介:袁方,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咸阳师范学院写作教研室主任、现为文学与传播学院院长。出版学术专著《文学创作环境机制论》、《英国人》两部,主编教材《人文科学概论》、《申论写作教程》两部,参编教材《大学语文》一部,出版社科类读物《狼道——强者的生存法则》等五部,先后在《理论导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发表小说、散文、杂文等文学作品200余万字,曾四次获文学创作征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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