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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

编辑:王沣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4年0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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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富差距的越拉越大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因素。中国人的思想,历来都是“均贫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中国人一直都崇尚“劫富济贫”,“患不均而不患贫”。第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在给别人当雇工时,就对同伴说:“苟富贵,勿相忘!”后来的历次农民起义,也都会喊出“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孔子等影响百世的思想家,尽管他们在思想深处会把人分为不同的地位等级,但在经济生活方面,他们也主张“小康”和“大同”那样人人富足的生活。因此,中国人的小康之梦首先是大家共同富裕。但是,一些少数人,在他们富裕起来以后,就把家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甚至于为了发财而昧了良心。于是,两千多年以来,“打倒地主老财”、“打土豪,分田地”就成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城市无产者揭竿而起的最直接的原因。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6年8月19日到21日,邓小平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发展思路打破了中国人几千年以来的传统思维模式。在20世纪,一部分先解放思想而“下海”的人的确先富了起来,虽然在短时间内也曾出现了“倒爷”和“搞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但放活经济鼓励人们自己从事经济活动的确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基本达到,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富人群体”。据2006年的有关资料,这些先富起来的群体虽然比例不足20%,却占有了全部财富的60%以上,而且这只是一个保守数字,到2013年,少数人占有大多数财富和社会资源的现象更为严重。“那一部分人”早已经富了,但是,带动其他人一起富裕、走共同富裕之路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先富起来的人”甩开大部分普通民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先富起来的人”所起的带动作用远远不如他们所起的阻碍作用,他们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有了钱以后,都会紧紧地看着自己的钱财并希望钱能生钱,然后买房买地、花天酒地,这也很正常,但是,受封建文化影响最深的中国人守财的思想却是最严重的。大多数的普通人,理想的生活无非是“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有些有钱、有权的人,他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是完全没有止境的,这种追求经常会达到变态的地步,因此也就具有非常大的社会危害性,经常会加剧社会矛盾,甚至会导致国家的危亡和政权的更替。在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私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想到社会责任,因此,美国和欧洲的私营企业最后大都走向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在中国,私营企业发展两千多年,从来都是家族企业,即使到了20世纪,能把自己的企业以股份制等方式主动和社会联系起来,让大家一起跟着自己受益的,只有少数企业。
  有钱人和有权人对钱财永无止境的追求和社会责任感的丧失会导致普通民众的反抗,社会财富越是集中,社会矛盾就越激烈。那些起来反抗的人,一旦成事,自己也会像有钱人和有权人那样,更加疯狂地追求财富和物欲。明朝末年的李自成,进了北京以后,忘记了危机和责任,只想到了享受。清朝中后期的洪秀全,仅仅只是占领了南京城,就当起了比皇帝还能享受的“天王”,整天和后宫的妃子们吃喝玩乐,爱好声色犬马的咸丰皇帝只有18个妃嫔,洪秀全身边的妃子却多达上千名。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一直在这样重复着富人和穷人的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从制度和思想上消灭了几千年来悬殊可达天壤之别的贫富差距,除去因为官职级别、城乡环境、东西部地域和企业性质等因素带来的物质生活差距以外,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已经不存在富人和穷人的矛盾。改革开放以后,富人和穷人又开始逐渐分化开来,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理念被社会现实所接受以后,社会上就迅速出现了一批批有钱人,致富、挣钱也成了普通人光明正大的追求。致富的路有千万条,如果钱财来路正当,而且给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敬仰。但是,近三十年来,一些人发家致富却走了捷径或者邪路,他们让富人贴上了非常不好的标签,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官倒”和本世纪催生出的房地产商,他们让普通人在看待贫富差别的时候多了一份不满,让贫富差距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人依靠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积累起比一般人多的财富,这是极其正常的现象,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直接推动力。正是基于这一原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具有了强大的社会实践基础和动力。如果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都是因为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完备的,贫富差距也不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一是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更少的人占有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二是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是在很不完备或者很不合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在完备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比尔•盖茨依靠独一无二的Windows系统成为了世界首富,苹果公司依靠不断引领世界的技术创新成为全球最成功的企业,三个年轻人创办的Youtube网站开办不到两年,就卖出了16.5亿美元。在中国先富起来的人群里,我们看不到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科技奇才,也看不到像当年的松下幸之助和韦尔奇那样的管理大师,我们却能看到市场经济初期的一个个漏洞、因为政府权力过大带来的怪胎,以及权力和金钱勾结下的腐败等。
  近些年来,不断有人靠着钻政策空子和攫取公共资源而暴富起来。20世纪80年代,我国内地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尤其是在价格双轨制时代,一大批“倒爷”发财了,他们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的价格差别,在市场上倒买倒卖有关商品进行牟利。“倒爷”一度盛行于全国各地,尤以北京地区最为流行,其中,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使用平价和市场价(议价)两个杠杆捞钱,成为“官倒”。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简单地倒腾物资的“倒爷”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一部分人却掘得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桶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有了资本积累的人将眼光瞄向了矿山和油井,在山西和陕北等地,只要有几十万元、有一定的关系,打一口油井或者挖一个煤矿,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宝贵能源就源源不断地流向个人的腰包。这些煤老板和油老板们大多没有文化但很有胆量,没有技术但很有后台。进入21世纪以后,房地产成为一些人大发横财的广阔舞台,当房地产商人把自己的超额利润和一些腐败官员捆在一起,和地方政府的GDP、财政收入、政绩工程捆绑起来以后,全社会就不得不为他们买单,房地产绑架了整个国民经济。
  中国先富起来的一些有钱人屡屡上演出囤积居奇、掠夺社会财富的把戏。2009年起,大蒜、绿豆等农产品价格疯狂上涨,大蒜价格半年上涨40多倍,人们在哭笑不得中喊出了“蒜你狠”、“豆你玩”、“油他去”、“姜你军”等网络热词,以此表示对物价上涨的无奈和抗议。大蒜、绿豆等商品价格的离奇上涨固然有供求关系、天气因素和流通环节等客观原因,但其中的罪魁祸首无疑是囤积居奇的炒作商。近几年,中国的资本纷纷转向房地产业,房地产商和炒房者联手地方政府将房价推到了让普通人无法承受的一个个新高度。在房地产的炒作中,最有名的是温州炒房团。作为有着“中国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经过二三十年的财富积累,所掌握的民间资本已有6000亿元之巨,敢闯敢干的温州商人,携巨款四处寻找投资机会。近几年,约2000亿元的温州资金投向各地房地产,其中,北京、上海两地集中了1000亿元,此外,温州资本还先后大举进入了杭州、青岛、重庆、沈阳等城市。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当地房价一路狂飙,一时间,“温州炒房团”广为人知,备受关注,他们在给自己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让很多地区的普通人成为了“房奴”。温州炒房团的成员,一些人是凭借自己多年做生意的积累,一些人是子女、父母或者配偶在实体经济获得利润。如果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温州炒房团这种资本的投机还情有可原,那么,近几年来,全国各地频频出现的“房姐”、“房妹”、“房叔”、“房婶”、“房祖宗”则完全是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无视法律、无视社会公德,对社会资源的疯狂攫取,对正常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肆意践踏。这些人,利用各种政策的空子,钻各种法律的漏洞,以金钱、权力和社会关系网开路,将宝贵的住房资源大量窃取在自己的名下,以求得赚取更多的超额利润,他们拥有广厦百间的代价是众多普通人或居无定所或成为房奴。
  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来看,劳动者报酬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53.4%,2007年为39.74%,17年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3.66个百分点。在这个总体下降的趋势中,少数管理者与普通劳动者、少数行业与多数行业、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是扩大的,也就是说,多数人的比较收入下降得更多。20世纪90年代初,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工资差别不大,企业经营者与普通职工工资差别不大,而且那时企业职工基本不缴纳社会保险费。1998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多次增长工资,而企业中经营职位和一般职位间收入差距目前普遍在20倍以上。据2012年10月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十一五”期间,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与此同时,上市公司员工工资10年内只上涨了3万元。
  社会的变革,实质上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近几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利益分配无疑是逐步朝着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生产要素的方向发展。然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少数行业、少数社会阶层却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他们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大多数行业和大多数普通人。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2011年2月发布的数据,中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达到15倍,中国行业收入差距跃居世界之首。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差距还呈继续扩大趋势,且拉大的步伐在加快。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行业收入差距,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资料,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约为1.6-2倍,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之间。如果行业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平等条件下市场竞争的结果,自然是公平合理的,也是有利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即便收入差距的拉大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也可以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进行调整和完善。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出现的行业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机制不健全,更多的是因为行业垄断、收入分配行为不规范甚至违法乱纪造成的,如果仅仅局限于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的调整与健全,要从根本上解决行业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是很难做到的。在我国目前的高收入行业中,除了极少数行业是依靠技术、管理、创新、对市场的适应和把握等形成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凭借对政策、资源、审批等的高度集权和垄断形成的,甚至有极少数行业,是通过将生产、经营、市场、监管、执法、处罚等集于一体形成的,如烟草行业。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为0.48。尽管不同的统计有较大的差异,但统计的结果,中国的基尼系数都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一般而言,看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应该看富人的比例占多少。美国的百万富翁比例达到1%,中国的百万富翁比例约为0.2%,中国0.2%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显然超过了美国。美国人主要是来自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移民,素有贫富差距的传统,美国独立200多年来,经过长期的累积效应,由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不足为奇。我国从1949年起,就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和贫富差距,改革开放至今不过30多年,就超过了美国200百多年才形成的贫富差距,其中原因值得认真总结。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早已完成了其历史任务,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少部分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不但很难对大多数人的富裕起到应有的带动作用,而且对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起着相当大的破坏和阻碍作用。社会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越高,金钱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就越大,当金钱资本单纯为了超额利润和权力、公共资源、科技、信息等结合起来的时候,少数人手中的财富就会成为整个社会的毒瘤,这个毒瘤不但损害经济运行,而且会危害到社会的稳定。这种超额利润使得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而且是越来越集中,即有钱的人会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会越来越穷困,这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马太效应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教育、金融以及科学等众多领域。其名字来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在当今的中国乃至全世界,马太效应的表现非常明显,马太效应的例子举不胜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金钱和利润的追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直接动力,但金钱的取得应该合理合法,利润的获得不应偏离经济规律。当前,因为偏离或违背了公平、正义而形成的贫富差距已经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对这样的差距,必须通过经济的、法律的、纪律的、道德的等各种手段进行纠正。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近几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对此,有学者认为,初次分配应以促进提高效率为主,适当拉开差距,但要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存,第二次分配以公平为原则,通过调节税收,如征收遗产税、房地产税来平衡差距。对高收入群体征收个人所得税,或鼓励他们多为社会捐赠,而对于低收入群体,可予以政府补贴、福利等保障性政策倾斜,通过对富人征税和向穷人补贴来达到均衡目标。实际上,在目前的中国,缩小贫富差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打击非法收入、权钱交易,杜绝钻法律和政策空子的灰色收入。小康社会首先应该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在公平、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适当的贫富差别是很正常的,而且,公平、有序、合理的环境也产生不了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经济方面,前提是努力建成资源配置合理、法制健全、调控手段得力的市场经济体制。让那些想钻空子的人没有空子可钻,让那些想依靠违法取得收入的人不敢违法,这样的体制就是走共同富裕的小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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