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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城乡差距和“三农”问题

编辑:王沣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4年0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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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年来,城乡差距问题一直就存在,只要把人分为城里和乡下,这差距就是明显的。城市里有着丰富的物质,更有着丰富的文化,去城里生活一直是很多农村人的梦想。城市,一直是统治阶级的上层居住的地方,居住在城市的其他各个社会阶层也或多或少享受到物质和文化上的便利。农村,曾经一直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时候,农民的一生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地里为自己寻找生存条件的单调的一生,当自己没有土地而只能成为雇农或长工的时候,农民仅比犯人多一点自由。有一位农民曾经感慨地说:“城里的单位不会要傻子、疯子,有些单位还不要残疾人,那些傻子、疯子就是坐在城里的街道上,也会被人赶走。但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个人,他都可以生活在农村”。

  新中国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农民成为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与城里人平等的劳动者,全中国的农村成为一个大家一起劳动、生活的共同体。在此后的近三十年里,城乡差距是两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距,农村为城市提供着粮食、蔬菜和棉花等生活必须品,城市为农村提供着各种各样的工业品,两种生产和生活方式虽然紧密联系,但谁也怨不得谁。城市的生活相对轻松、物质丰富、文化多样、个人发展空间大,城乡差距明显存在,但那时的绝大多数城里人生活得也不怎么样。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大幕,也直接推动了城市的改革,推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从那时起,农业、农村和农民就一直在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除过短暂的一个时期以外,除过少数一些地方以外,农业、农村和农民从发展中得到的回报却太少、太慢。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为全社会贡献出了丰富的粮食、蔬菜和棉花等,消除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批乡镇企业为全社会贡献出了物美价廉的工业品;从90年代起,农民开始为城市提供用之不竭的廉价的劳动力;进入21世纪,为了城市的发展,农民贡献出了自己的命根子――土地。在贡献劳动力的同时,农民也贡献出了未来――孩子,大批成年累月见不到父母、得不到应有的亲情和教育的孩子!城乡差距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中国的整个经济就会健康发展,解决不好,不但经济发展会遇到大问题,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未来也会出问题。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1986年,全国平均是1.6∶1,到2012年,全国31个省市区中,差距最大的上海是3.93∶1,最小的甘肃是2.06∶1,其中,有11个省市区的差距超过了3∶1。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早在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名列其中。在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

  我国的城乡差距是全方位的,它还包括社会福利的差距、受教育情况的差距、社会竞争的差距、机遇多少的差距、生活稳定性的差距等。在农民的收入中,40%以上是实物收入,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要用于第二年的再生产,如果把医疗、教育、养老等福利算进去,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会更大。我国的一些农村和城市相比,最可怕的还不是金钱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而是生存环境的差距。曾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农村的自然环境都没有遭受过太大的破坏,而最近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很多农村的自然环境就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曾经流过村庄的清澈小河,现在要么早已经干涸,要么成了臭水沟;曾经地下几米就有的干净的地下水,现在得打几十米深的井才能抽上来,而且水质被严重污染;曾经还算干净的村庄,现在到处是成堆的工业垃圾;曾经宁静的村落,现在被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办起来的工厂吵得让人心烦意乱;曾经全村男女老幼一起生活的场景不见了,许多村子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一个个癌症村、怪病村、空心村让人心痛......

  诚然,大江南北的各省市区都有一些富裕村,但那些富裕村就像是稀饭锅里的米粒,你不能说锅里没有米,但也绝对不能因为锅里有几粒米就说那是一锅好吃的米饭。江苏江阴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天津静海的大邱庄等等,把这些起起落落的村子都算上,真正让人欣慰的农村也没有多少。其他好一些的,无非就是以前的城中村(严格说来,那不是农村),靠近大中城市依靠蔬菜种植和第三产业富裕起来的村子,或者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一些走向工业化的农村。多数地方的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东部一些地方的农村纵向和自己的过去相比,或者横向和西部地区相比较,都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和相同地区的城市相比,差距仍然是比较大的。

  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阜平县距离北京只有300多公里,阜平历史悠久,早在夏商时期境内就有人类居住,史料记载,“阜”为“兴旺昌盛”之意,寄托了千百年来世世代代阜平人的美好愿望。阜平是当年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曾经在那里战斗生活过的聂荣臻元帅留下了“阜平不富,死不瞑目”的心愿,然而,直到2013年,老区的一些乡亲尚未摆脱贫困、生活还比较困难。2013年元旦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考察扶贫开发工作。习近平考察的龙泉关镇骆驼湾村608口人有428人为贫困人口,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900多元。村路两边,不少房子低矮破旧,石块垒起的围墙上,靠着一捆捆用来烧火取暖的秸秆,寒风吹来,“哗哗”作响。村民唐宗秀家,一张土炕占去半间屋子,炕上摆着一个取暖的火盆,余下半间,就放着两个柜橱和一张桌子。村民唐荣斌家,一台21英寸彩电是唐荣斌家唯一的大家电。和西部的一些地区尤其是西部的一些山区农村相比,阜平县骆驼湾村的条件还算是好的。201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到甘肃定西、临夏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定西、临夏等地古来就有”瘠苦甲于天下”之称,现在依然是连片特困地区。习近平绕过九曲十八弯,先后来到海拔2400多米的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和海拔1900多米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布楞沟村,入户看望老党员和困难群众。从电视新闻镜头中可以看到,那里山大沟深,道路陡峭,有的村庄所有房屋几近原始,一些群众的家里家徒四壁,家里唯一的电器竟然是一个电灯。

  最令人痛心的是教育。人们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知识和教育可以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甘肃多数地区的人们都把教育看作头等大事,但教育却一点也没有改变当地的贫穷面貌。甘肃会宁县是全国有名的状元县,会宁山大沟深、十年九旱,自然条件无法改变,能改变的只有自己。在贫穷的山沟里苦苦煎熬的会宁人,毫不犹豫地把考大学当做改变他们或者让后辈出人头地的唯一公平而光明的道路,于是,千万个不同的家庭便上演着艰苦供子女上学的相同故事。自恢复高考制度的30年间,会宁县已向全国输送大中专学生近8万人,平均每7.5户有4.8名大学生。目前,会宁县已经建成各级各类学校575所,在校学生已有15.5万人,从学校质量来说,会宁这个国家重点扶植贫困县已经成为西北教育大县,西北高考状元县和博士之乡由此闻名遐迩。然而,直到现在,距离省会兰州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的会宁,依然是国家级贫困县,依然是苦瘠甲天下。会宁的差距是一种让人几乎绝望的差距,发展教育是让下一代脱离贫困的希望,但教育却使会宁人付出所有的家产,然后为发达地区培养一批批优秀人才。

  阜平、定西、临夏,还有贵州的一些山区县,这都是由于自然条件极其恶劣而很难改变贫困面貌的一些极端的例子。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虽然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都要比这些地区好出许多,但城乡差距却是非常明显。从生活条件来看,绝大多数的农民都已经住上了楼房,用上了摩托车和手机,有很多人还用上了空调、冰箱,少数人还开上了汽车,但人均一亩多地实在生产不出多少财富,农村越来越恶化的自然和生态环境使得年轻一代的农民一旦进城就再也不想回去。绝大多数的农民,收入就在自家的一两亩地和院子里,地里种的,无非是小麦、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和蔬菜,或者是其他一些经济作物。田地里的产出是有限的,以北方为例,即使每亩地年产1000斤小麦和1000斤玉米,其价值不过是2000多元,如果扣除人力和其他生产资料成本,生产粮食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生产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收益可能要好一些,但每亩地生产的价值一般最多也不超过8000到10000元,但如果遇到市场供大于求或者其他特殊情况,却也可能血本无归。农村的庭院经济同样很难让农民有大的收益,一般小规模的养牛、养猪、养鸡、养羊等只是农民的一种习惯,养一头牛和两头猪对一个农户来说,已经需要比较大的付出,但其能卖的钱也就几千块钱,因此,20世纪80年代那种农家后院有猪有鸡的现象在21世纪的农村已经很少见。

  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废止《农业税条例》,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实行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退出历史舞台。农民不再交公粮,国家按市场保护价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取消农业税,农民的收入除去生产成本以外全是自己的纯收入;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从客观上直接减轻了农民的生产成本。但是,这些所有的政策加在一些都抵消不了农业分散化经营的低效率和市场经济冲击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的沉重负担。大白菜是一种在全国广泛种植的蔬菜,一些地方亩产可以达到2万斤,如果每斤的批发价达到5毛钱,每亩也许会有近万元的产值,但实际上,大白菜的批发经常只有2毛或3毛钱,有时甚至只有1毛钱,把菜卖出去的收入甚至不够支付雇佣人收获的费用。2009年和2010年,大蒜的价格高得让人们喊出了“蒜你狠”的网络热词,但实际上,种植大蒜的农民并没有挣到多少钱,挣钱的主要是一些中间商。人们都记住了“蒜你狠”,却很少有人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蒜的价格曾经只有1毛钱,“蒜你贱”使很多农民不得不把大蒜倒掉。北方农民的命根子是小麦和玉米,然而,几十年来,这个命根子却越来越不值钱。说起多年粮价变化,2008年时,一位经常倒腾粮食的粮食经纪人掐着手指头算起了变化:“1990年刚承包耕地的时候,小麦价格是三毛九一斤,1995年价格达到顶点是八毛八一斤,随后降下来,降到1998年六毛五一斤,2005年以来,小麦价格一直稳定在七毛至八毛之间。近20年间小麦价格才翻了一番,其他东西价格不知翻了多少倍。”5年之后的2013年,其他东西的价格又轮番上涨了好几回,小麦的价格却只有1块多一点,上涨幅度只有20%多。粮食价格的每次风吹草动地上涨,都会引起食品类价格的上涨,20多年来,小麦价格的上涨幅度只有2.5倍,北方地区一碗面的价格却上涨了4倍左右,其他与之相关的商品价格则上涨得更多。每一次粮食价格的上涨,从表面上看,都是农民受益,但最后的结果却都是,农民的小麦没有多卖多少钱,他们必须的其他生活品价格却跟风猛涨,从而一次次地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拉大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

  城乡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直接催生出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农民工。在20世纪90年代,农民工开始大量涌现,那时,农民进城主要是因为农村劳动生产力得到很大解放以后,许多农民在种地之外经常无事可干。在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农民已经逐渐适应了每家几亩地的独自耕作的生产方式,现代化的农机具和化肥、农药等的大量使用使得农民从起早摸黑中解放了出来,农民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那时,在北方许多农村,农闲时,从村子东头到西头,摆的都是麻将桌,对此,包括农民在内,大家都感到不满,但也都感到很无奈。在90年代初,随着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和各种股份制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直接吸引了大量农民季节性地进城打工。那时,多数农民工进城主要是因为可以不用整天在家里闲着,而且在城里打工可以增加收入补贴家用。进入20世纪以后,农民工进城的原因已经完全变了。近十几年,十几岁的年轻一代农民进城主要是忍受不了农村生活的单调和清贫,忍受不了城乡生活的巨大差距,他们希望进城去寻找人生的价值。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壮年农民进城则是因为生活所迫,因为守在农村,农副业的收入无法盖起楼房、无法供养大学生、无法承受大病的侵袭,甚至无法供养孩子上中学。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

  近些年来,有人提出,“农民工”这一称呼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系列的歧视。实际上,叫什么都是次要的,那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叫法,如果农民工能够获得比较高的收入和社会保障待遇,农民工的称号也许比“老板”更好听。进城农民工,都是住着最简易、最拥挤的房子,绝大多数没有医疗、工伤、养老和其他社会保障,收入却是最低的。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分割,直至2005年,农民工的权益没有任何保障,他们没有养老保险、也没有医疗保险,因工致伤、致残和致死的连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甚至诸多黑心的企业、雇主恶意克扣、拖欠和拒付农民工的工资。由此引发的农民工问题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学者将这一庞大的群体划为边缘人、弱势群体,民间涌现诸多农民工维权斗士,媒体开始广泛关注农民工问题,政府开始考虑农民工问题。受工资水平低限制,大部分农民工的月消费几乎全部用于住宿和食品消费,在生病时,只有少数人会选择去正规医院,其他人大都选择自己买药治疗或去个体诊所。其次是居住环境质量差,近四成的农民工居住在工棚或集体宿舍里,地方狭窄拥挤,室内肮脏零乱,除了被褥衣物,几无他物。

  留守儿童是伴随着农民工大潮而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问题。“爸爸,你知道吗,我一人在家时觉得很没意思,如果您能每天回来和我聊聊天,给我讲故事,我就会心满意足。”这是留守儿童最想对在外打工父母说的话。200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关注留守儿童》的书,该书主编、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叶敬忠说,在2005年,全国15岁以下的留守儿童人数约有1000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在逐年递增,这些留守儿童多数现状堪忧。在城市家庭对独生子女百般呵护、百般宠爱的同时,农村的孩子却不得不在忍受艰苦生活条件的同时,承受着长年见不到父母,得不到父母关爱的思想和感情痛苦。亲情的缺失、成长和教育环境的不完整会影响到留守孩子的一生,从这个角度来讲,农民工为了生活而放弃了未来,或者说,他们不得不放弃家庭和社会的未来。一些农民工将孩子带到了城市或者在城市生下孩子,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由于农民工子女没有城市户口,他们的孩子却无法在城市得到应有的教育,一些爱心人士专门为此成立了农民工子弟学校,却经常还受到相关部门的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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