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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之梦:中国人平等之梦的历史

编辑:王沣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4年0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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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人平等之梦的历史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从来不会说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大多数人虽然对现实社会制度满怀怨恨,但很少有人提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观念。中国古代如果说具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那也基本上全都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基础之上的平等。自从大禹破坏了禅让的规矩让位给自己的儿子启,中国就进入了“家天下”的社会,这种把天下当成自家财产然后父传子、子传孙的基本社会制度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可能平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尽管社会一直在变革,朝代一直在更替,但“家天下”的原则一直没有改变,绝大多数中国人因此也就断了人人平等的念想,人们只能奢求在财富的分配上相对公平一些。在古代中国,也曾经有过主张人人平等的思想家,但他们代表不了中国古代的所谓主流思想,主张人人平等的大多是一些被称为“杂家“的思想家和农民起义军,而且,他们所主张的平等仅仅局限于财富的分配。
  早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诗经?国风?魏风?伐檀》)的呐喊。春秋时代的《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晏婴在回答齐景公“古之盛君”的行为准则时说:“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论语?季氏》:“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有人认为这是孔子的“均贫富”思想;有人认为这是孔子要求在被剥削阶级中,贫富分配要彼此相近。孔子认为财富分配不均是造成社会不安、政权不稳的根由。管仲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管子?国蓄》),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问题都是出在贫富不均上。商鞅主张国家应通过政策法令去平衡财富的占有,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商君书?说民》)。
  秦汉以后,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贫富严重不均,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稳固政权,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曾经提出各种解决贫富不均的措施,如汉代董仲舒的限田法,西晋的占田制,北魏、隋、唐的均田制等。中国古代的均贫富思想,既涉及对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分配,又包括对消费资料的分配,内容比较丰富。所提出的均贫富措施,在隋、唐以前,多侧重于改革土地分配方面。隋、唐以后,则着重于对均平赋役的研究,这些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这些都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本身,同时也难以摆脱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影响。在人的生存权和政治权方面,老子和墨子分别提出了“处下、不争”( 就是虚心听取民众的呼声,尊重民众的权利)和“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他们的思想,实际上是希望统治者在不改变社会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照顾到社会底层广大民众的生存权利。东汉顺帝时流传的道教《太平经》是阐述中国古代平等思想比较深刻细致的著作,《太平经》认为,凡是人类社会中的一员都有平等的权利。《太平经》首先认为男性和女性都是有生命的人类,男女之间是平等的,人命最重,不能虐杀女性。其次,认为社会各成员之间也是平等的,社会各个成员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每个人在社会中承担着各自的职责,各尽所能,相互补益。但是,《太平经》又将人分为九人,即:神、真、仙、道、圣、贤、凡民、奴婢,认为社会成员还是有阶层划分的,这说明它依然没有冲破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度。
  中国古代能够较为彻底地提出平等思想的,历来都是被镇压的农民起义军。每当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的压迫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被迫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都会喊出平等的口号,例如:“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粮”、“迎闯王,不纳粮”等,但这样的口号从来都没有变为现实。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历代起义农民提出的各种要求,反映出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上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在唐宋时期,起义农民的经济思想是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唐末起义农民就提出过“均平”(《新唐书?黄巢传》)的要求。北宋太宗淳化四年 (993)王小波(?~994)、李顺在四川发动农民起义时曾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十三),他们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到北宋南宋之交金兵南侵时,协同宗泽(1059~1128)防守汴京(今河南开封)的义军首领王善说过:“天下大变,乃贵贱贫富更替之时”(李心传:《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九),这就在“均贫富”之外,增添了“等贵贱”的内容。“等贵贱”是针对封建等级差别提出来的;“均贫富”是针对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所形成的财富分配不均提出来的。“等贵贱、均贫富”思想否定了那种维护封建制度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观。两宋时期,地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的垦田,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代人佣耕的“客户”;同时,皇族、官僚、僧尼和道士都享有免役的特权,使农民遭受沉重的田租和赋役剥削,社会的贫富悬殊与贵贱差别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就产生了起义农民“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北宋末、南宋初,钟相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内部互称“爷儿”,体现不分贵贱的平等关系。虽然起义军还没有明确提出均平土地的要求,但实际上已经有过均分土地的行动。但是,这些农民起义军的理想都没有变成现实,能够推翻不公平旧统治的,都是一些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促使建立新的封建统治的力量如刘邦、朱元璋等。从现代的视角来看,王小波等农民起义军的理想就像是乌托邦和空想社会主义。清朝时期,洪秀全把宣扬人人生而平等的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和农民的平均主义结合起来,“烩”出了一个宣扬平等的拜上帝会,他在起义初期提出的思想也是乌托邦性质的。
  明代时,中国的唯物辩证哲学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社会平等的思想方面,一些思想家也提出了更加深刻的平等理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贽,他提出的论社会平等思想包括:夫妇平等、男女平等、男女婚姻自由平等、圣与众、贤与不肖平等。夫妇平等观念即“正夫妇”观点,李贽反对“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妇纲,认为夫妇关系是社会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矣。”关于男女平等的思想,李贽批判“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的思想,认为人的见识长短不能以性别来区分,妇女的见识短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的伦理道德剥夺了她们学习和增长见识的机会,李贽后来在讲学时还允许妇女听课,以实际行动为妇女争取平等的机会。关于男女婚姻自由平等的思想,李贽认为男女应该打破门第,自由婚配,同时,他也赞成寡妇改嫁,称赞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结合。关于圣与众、贤与不肖平等的思想,李贽认为:“人之德性,本是至尊无对,所谓独也,所谓中也,所谓大本也。…人但率性而为,勿以过高视圣人之为可也。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明灯道古录》卷上)。是说每个人在天性自然方面都同样具有德性,尊重人们的德性,使之率性而为,也就是为众人之所能为。在德性方面,尧舜与百姓相同,圣人与凡人一样,圣人之所为,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高看一眼之处,圣贤只不过是做到了“率性而为”罢了。在明代,中国的沿海一代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要求。李贽所强调的人人平等的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古代所有的思想家和农民起义领袖,他所触动的是封建社会的根本。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因为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中国人相对比较缺乏关于“人人平等”的绝对真理的信仰,比较缺乏“人人平等”的绝对自由精神。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坚持着孔子及其儒家不平等的“三纲五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作为一种道德原则、规范的内容,“三纲五常”论渊源于先秦时代的孔子,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西汉的董仲舒按照他的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三纲五常”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论,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观念,2000多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国民性。当然,这种思想在一定时期也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
  尽管社会的各个阶层之间无法平等,但在各个阶层内部,中国人历来都是比较讲究平等的,这与欧洲某些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中世纪的欧洲,从爵位领地,到磨坊产业,都是由长子来继承,当弟弟总是没有办法。中世纪的欧洲实行只能由长子继承不动产的制度,一般来说也就是使长子能够获得遗产中最大份额。日本在幕府时期,也实行长子继承制,尤其是贫穷的农民因为耕地有限,主要是长子单独继承耕地,只有富户人家才进行分割继承。一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来临,长子单独继承不动产的制度才在欧洲各国法律中消亡。从春秋战国的大变革以后,中国古代就一直实行严格的“诸子均分”财产继承制度。看一下历史上著名的“陆贾分金”的故事:陆贾是西汉初年的政治家,他年老后,把自己的五个儿子找来,每个儿子分给价值“二百金”的庄园,并和儿子们约定:我今后轮流在每个儿子的家住一个月,如果年老病死在哪一家,哪个儿子就要给我送终,我随行的骏马、车辆、宝剑 、侍女等财产就归他,来补偿损失。在兄弟之间,中国人历来讲究“长兄如父”,家中的长子、老大,应协助父母照顾弟妹,主持家务;家中父母不在(外出、世故)时,家中的老大要担当起父母的责任,照顾好弟妹尽扶养、教育之责。但是,如果要分家,兄弟们之间在财产分割上的原则是完全平等的。有一个故事,是说兄弟两个分家,把所有的东西全都均分,最后剩下一颗豆子,应该给谁?结果是,把它扔到兄弟两个共用的水井里,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味道,也要两人都有份。
  追求平等的前提是人内心的善良、平和,佛教所倡导的最基本的教义就是众生平等。佛教从印度发源以后,传入到中国才得以发扬光大,就是因为它和中国人内心的善良、平和得到了很好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融合中逐步发展为中国化的佛教。佛性论代表了中国佛教的基本特征,它把人类对生命的关爱和平等的理念由“有情众生”进一步扩展到了“无情众生”,提出了“无情有性”的观点,通俗的说法就是认为不但一切有情众生,而且如草木瓦石等无情众生亦有佛性。从中国佛教的观点来看,不仅人类能够成佛、有生命的众生能够成佛,而且,那些在人们眼里可以任人宰割、任意践踏的“无情众生”同样具有佛性。从逻辑的角度讲,既然佛佛平等,具有佛性的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也平等无碍。在佛教看来,众生平等,人与动物没有高下之分,因此,慈悲的对象不只是人类,也包括一切有情众生。在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都需要受到保护的思想前提下,佛教提出慈悲为怀,善待一切生命的观念。
  中国化的佛教其实是用一种平等的视角和心态去护佑一切有生命的物种——一切众生,这和西方不一样,西方人的理念一直是“人类中心主义”,在西方人看来,其他生命物种只是人类的工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认为,在动物的繁殖与生成过程中自然给予了周密的安排和照顾,经过驯养或者野生的动物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物,其皮毛可以提供给人类制作成“服履”,其骨角为人类的工具提供来源。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就为动物生长着丰美的植物,为众人繁育许多动物,以分别供应他们的生计。”换句话说,自然界生长的植物是为了喂养动物,动物的存在是为了向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因而,自然在人们的眼里仅仅是人类生活必需品的仓库。基督教则从宗教的角度支撑着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基督教宣布说,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并赋予人类管理和控制大地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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