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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二十年 (宝鸡 张志功)

编辑:艺龄 来源:宝鸡日报 发布时间:2015年0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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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报道文章写道:“从小就在西北农村受过农业劳动锻炼的习仲勋同志,推起独轮车来十分平稳,又多又快。”习书记推的是一种北方农村使用的“独轮车”。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知道这种车很难推,一旦平衡掌握不好,车子马上就会翻倒。我估计,当年中央领导中恐怕只有习书记能推这样的车子。由此,周总理拉车和习书记推车的情景,就被人们所铭记。

  在习书记蒙冤挨整最为困难的时刻,是周总理给了习书记最为直接的关心和爱护,不仅当面叮嘱“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还亲自安排齐心大姐回家照料习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西安的造反派把习书记抓到西安游街批斗。周总理从红卫兵小报上得知后,十分生气,批评道:“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又说:“这样,‘文化大革命’就变成‘武化大革命’,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他还一语双关地说:“你们抓住一个习仲勋,以为如获至宝,那是一个‘刺猬’!” 1968年 1月 3日,周总理采取特殊的保护方式,用飞机把习书记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 1972年,经周总理批准,齐心带着孩子们才与分别 7年的习书记见了面。不久,他又亲自帮助齐心和孩子们解决了在北京的住房问题。

  习书记每想起周恩来总理对他的关心和帮助,总是感念不已。1979年 1月 8日,在周恩来总理逝世 3周年之际,他特撰长文《永远难忘的怀念》表达深切的思念之情。习书记写道:“想起总理为革命和建设建树的丰功伟绩,想起总理通宵达旦地为人民操劳,我就深切怀念,心潮澎湃。我总觉得总理没有离开我们,总理的革命精神、总理的崇高品质、总理的音容笑貌、总理的光辉形象,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习书记和胡耀邦同志神交已久,他们在推进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据我所知,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并没有太多的交往。胡耀邦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们才认识,但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有着相似的坎坷经历。 1962年,习书记被打成“反党分子”,随后又被说成是“彭、高、习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1964年,胡耀邦在陕西主持工作时,因为对大搞阶级扩大化和批判“彭、高、习”非常反感,反对“左”的做法,被批为“彭、高、习在西北的黑线”。两人又先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

  1978年初,齐心大姐找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为习书记申诉平反。胡耀邦不仅在百忙中立即接见,而且关心之情溢于言表。齐心大姐后来告诉我,胡耀邦同志首先关切地询问了习书记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情况,对习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种种磨难深表同情,并立即明确表态: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不论是谁说的、谁定的,都要平反,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在这次接见中,胡耀邦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方面,对习书记都有很高的评价,足见胡耀邦同志对习书记相知甚深。

  习书记和胡耀邦的深厚友谊,更是体现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风雨同舟和精诚合作。习书记主政广东,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都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大力支持。习书记回到中央工作以后,辅佐胡耀邦总书记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并协助他处理了许多重大、复杂的疑难问题。

  我记得,那时候难度较大的一项工作是推动干部的新老交替。大批的老干部刚刚解放没有工作多久,却又面临退出领导班子或者离职休养,要说服他们接受新老交替的紧迫现实,其思想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为了集中精力思考和处理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这些需要反复做细致思想工作的事情,胡耀邦同志都委托习书记去办。习书记的资历有权威性,同时,他在党内的公道正派有口皆碑。有他出面,使得新老交替工作进展顺利,为大批青年干部的健康成长,为新时期干部“四化”格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胡耀邦同志退出领导岗位以后,习书记对其历史性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以追求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境界的战友情谊堪称典范,值得我们永远敬仰和学习。

  在习书记的众多战友中,有一位是蒙古族的乌兰夫同志。

  习书记和乌兰夫同志的交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 1941年,乌兰夫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回到延安负责民族工作,习书记时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书记。这年 8月,习书记专门到乌兰夫的住地拜访。他们虽是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交谈甚欢。事后,乌兰夫对女儿云曙碧说:“习仲勋同志给我的印象很深,为人诚恳,待人宽厚,思想活跃,工作能力很强。”

  20世纪 50年代至 60年代初,习书记住在北京后圆恩寺胡同甲 6号,与之一墙之隔的 6号则住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乌兰夫。我的印象中,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习书记热情谦和,乌兰夫和蔼慈祥,家处近邻,说话之声隔墙可闻,两家人经常互访走动。习书记以他那惯有的幽默戏称乌兰夫为“王爷”,经常让我给“王爷”送上一些陕西土特产,乌兰夫也送一些内蒙古的土特产如黄油之类给习书记。

  习书记和乌兰夫长期共同致力于党的统战和民族工作,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所以,两人的思想见解往往不谋而合。

  解放初,习书记主政西北,针对西北多民族区域的特点,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习书记从西藏和新疆两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不要套用内地的做法去划分阶级成分。当时,乌兰夫主持绥蒙工作即后来的内蒙古工作(绥远省撤销后归内蒙古),提出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方针是“稳、宽、长”。“稳”指的是“稳定”,“宽”是指政策上要放宽一些,“长”指的是着眼于长远。乌兰夫还就内蒙古牧区的特点,提出“三不两利政策”,即“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两人都把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当作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大局放在首要地位。这些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新中国西北部和北部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连载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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