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布林克雷声称能做睾丸移植手术，在1923年来到中国。由于存在免疫学上的排斥反应，这类手术不可能成功，这种骗术能成功地在各个国家获取一些人的信任，与人们对返老还童的期盼有关。
民国时，郑正秋在报刊上谈“返老还童术”
1930年《兴华》刊登“返老还童术专家”自杀消息
19世纪后期随着内分泌腺的发现和外科学的进展，西方医生试图应用科学医学来实现人类返老还童、青春永驻的梦想。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与科学启蒙的影响日益深入，现代西方医学知识与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越来越广泛和迅速。不过，夹杂着商业逐利动机的时髦诊疗技术和药物也踏浪东来，性腺移植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这个话题与康有为之死有些关联。关于康有为的死因，有中毒之说，有饮食不洁之说，还有人说康有为因做性腺移植术后，发生排斥反应而死。康有为是否做过性腺移植手术，史书里与康氏年谱里都没有记载。不过野史或民间传说中讲康氏做过睾丸移植的说法也有些依据。首先，康有为妻妾成群，70多岁时还娶一房姨太太，因此，性腺移植可以帮助他提升性功能，以满足他的生活需要。而此时睾丸移植术恰好是刚兴起的一种新技术，由法国医生开创，在美国也风靡一时，并且这项技术在1923年底曾由一位美国“医生”传入中国，在时间上比较吻合。
其次，传说中提到与康有为接受这个手术有关的一位核心人物叫江逢治，确有其人，是上海的名医，且是康有为非常好的朋友。江氏毕业于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后留学德国，回国后创办了上海私立同德医学院。江氏很能干，颇有经商的头脑，除办医学院、医院之外，还办有药厂，民国报刊上常登他的“治痧药水”的广告。同德医学院属于私立学校，江氏凭借着他的社会关系，为该校筹集经费。我们从同德医学院校刊上，可以看到当时筹措经费的记录，主席是江逢治，第一位校董就是康有为。可见康、江二人的关系很好。所以，康有为找江氏聘请德国医生为他手术，是有一定可能性的。不过，至于他究竟是否做过这个手术，还需要到医院病案里去寻找答案。
在此，我们暂且离开康有为是否做过睾丸移植术的问题，而从更宽泛的视角讨论为什么这项技术会在此时出现？它是怎么传播到中国来的？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它吗？
第一，人们为什么要做睾丸移植术？这是一个关于人类性与衰老和长寿之间奥秘的永恒话题。关于精液和生命力关联的看法，几乎在所有的文化中都是存在的。古印度的《摩尼那伽》中记载：精液能维持生命，生育生命。中国的道教有“还精于脑”之说。孙思邈认为：“精上补脑，使人长生。”在欧洲，从罗马时代起，人们就用山羊和狼的睾丸制药，用精液治疗侏儒。由此可以说，睾丸移植术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原因。
第二，性腺疗法成为医学的一个热点问题，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及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关联。1889年，72岁的法国医学家、法兰西学院实验生理学教授查尔斯-爱德华·布朗-塞夸（CharlesEdouard Brown-Sequard）宣布发明了一种恢复青春的良药。布朗-塞夸认为保持人体青春的源泉来自睾丸分泌的激素。他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将狗的睾丸提取液注射给自己，感觉自己的性能力和肌肉强度都恢复了。他在法兰西学院的科学会议上报告了他的实验结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科学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性，有些科学家也是非常可爱的。他们对于所信奉的学说会有自己的偏爱或喜好，因此会不自觉地在科学实验中掺杂先入为主的观念，会选择性地报告实验结果，很可能并不一定掌握了正确的、完整的知识。布朗-塞夸的报告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他研制的这种药物“塞夸灵”（sequarine）在欧洲非常受欢迎，甚至有商家开始仿冒此药，以至于布朗-塞夸发表申明，呼吁人们购买时应认清药品商标与法兰西学院生理研究所的标识，以防假冒。可见它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一种药物。至于该药的效果如何，从药物在市场上的昙花一现便可做出推断，即基本上没有什么疗效。该药之所以还能风靡一时，我想可能是心理暗示的原因。
在这一时期，内分泌激素的发现及其与生命活动的关联逐渐得到证实。1830年，德国生理学家穆勒（Johannes P.Müller,1801–1858）提出动物的某些器官会向血液里分泌物质。1849年，德国医学家贝特霍尔德（Arnold A.Berthold,1803-1861）实验证实了某些器官具有内分泌的功能。1855年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提出了内分泌的概念。同年，英国医生阿狄森发现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所导致的疾病与内分泌相关。其后，人体内分泌系统，包括胰腺等被逐渐发现。因此，从理论上讲，睾丸提取物中的确存在具有某种功效的内分泌物质。只不过因为技术条件限制，“塞夸灵”的疗效没有那么“灵”而已。直至1935年，美国医学家拉克尔（ErnstLaqueur,1880-1947）从公牛睾丸中提取出睾丸激素，命名为睾丸酮（testosterone）。目前，睾丸酮已有多种制剂，可注射、口服及皮肤渗透等，可治疗性腺功能低下症，即补充自体分泌不足或没有自然分泌睾酮的病症。1940年代后期，睾酮也曾作为抗衰老药物兴盛一时，这是后话。
在药物疗法不太灵验的情况下，外科手术疗法——睾丸移植术却跃跃欲试。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麻醉技术、感染控制、止血与输血技术方面的进步，为外科手术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有两项外科技术为睾丸移植手术的开展提供了支持。一是瑞士医生柯歇尔成功实施甲状腺手术，证实了对内分泌腺体进行外科治疗是有价值的。另一个是法裔美国医生卡雷尔建立的血管缝合术。卡雷尔在1901-1910年间在实验动物身上成功地进行了血管缝合术，因此获得了1912年的诺贝尔奖，并创立了血管外科。卡雷尔的这项技术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原因之一是这项技术被他的一个朋友用在了睾丸移植术上。真正的睾丸移植实验是在1912年开始的，当时由德国医生斯泰纳赫（EugenSteinach,1861-1944）开展，主要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实验。他受到睾丸提取液治疗法的影响，而想到采用直接移植的方法。从科学技术上讲，最早的器官移植术，其实是睾丸移植，而非肾移植，只不过这种移植术是失败的，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有免疫排斥反应。
显然，人们不会满足于睾丸移植术只限于动物实验，并只作为一般性的科学探索研究。更大的动力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需求，且其中蕴含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俄裔法国医生沃罗诺夫（SergeA.Voronoff,1866-1951）在法兰西医学院做了山羊的睾丸移植术研究，以促进羊毛的生长，用于增加羊毛产量。这个研究成功以后，他开始尝试人体睾丸的移植。1921年，人类睾丸移植实验开始实施。国际科学界对他的实验将信将疑，英、法、德等国20多位科学家曾对他的实验进行调查，有一半科学家认为他的实验有效，另一半则认为效果并不好，所以没有定论。这种似是而非的结果为一些欲图谋利的人创造了条件。这种手术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基本停止，这是失败的手术，因为存在着免疫学上的排斥反应，即便是睾丸成功移植，也会因为排异反应而萎缩。
在1921年至1930年期间，有个较长时间的商业运作期，为一个叫做约翰·布林克雷（JohnR.Brinkley，1885-1942）的美国人提供了一个在世界上招摇撞骗的机会。布林克雷自称为医生，但当时已经有很多美国人对他的医生资质表示质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医学教育还很混乱，医学院良莠不齐，有些医学院只要3个月就可以拿到毕业证，有些则需要3年。直至1910年的弗莱克斯纳报告（Flexner Report）之后，美国医学教育进行改革，医学院才开始正规发展。因此对布林克雷的医生资质很难考查。这位自称医生的布林克雷声称能做睾丸移植手术。但他完全是一副商人做派。他通过自己开办的广播电台，广为宣传自己的医疗技术，还在报纸杂志上刊登广告，宣传山羊睾丸移植手术。他不仅在美国实施他的手术，还在1923年来到中国做手术。对于他是受邀而来还是自己为了商业推广而来，谁是他的经纪人，这些问题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1923年的中国，在经历了南北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之后，南北各地的掌权者开始谈起“和平、统一”。由于各派系的政见不一，“南北和会”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虽政局动荡，但在思想文化界，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基本上确立了科学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确”地位。
此时科学观念与西方文化在中国广泛传播，颇受欢迎。西方医学知识，包括性、生殖方面的知识正在改变着国人的健康观、疾病观和医疗观。北大有张竞生教授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性学知识。1921年，美国桑格夫人应邀访华，宣传生育控制的知识。1923年，内分泌治疗方法在中国也已开始实施，如北京协和医院使用胰岛素来治疗糖尿病。从另一方面来看，爱情、人生、性等问题成为时髦的话题，显现出当时人们的思想十分开放，这也为睾丸移植术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社会背景。
可以说，西方的性医学、手术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还是很快的。现代医药学家黄胜白曾在《同济医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赐保命（Spermin）”神经素良药》，介绍法国医生布朗-塞夸的新药。可见布朗-塞夸的药物在中国也有销售。关于返老还童术以及西方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在中国很多杂志都有相关的积极介绍。我们看到，从1920年到1925年，《东方杂志》《医事月刊》《民国日报》等杂志上都介绍了返老还童术。例如，1923年12月《上海泰晤士报》（Shanghai Times）载文道：“美国名医发明山羊腺体移入人身可以返老还幼之白金克来（即布林克雷）今将来上海，定于本月九日可到。按，最初之发明者系发洛纳夫氏，白医士继为之照其方法可使人寿增加五岁。已在美国试验男女六百人，中有二上院议员。此项山羊系选健强无腥味者，大都为瑞士种，每只值墨洋一百五十元。”报道还介绍了布氏声称腺体移植可医治血管变硬、发狂或疯癫、男女心病及女子不生育等病症，及他成功治疗的病例。
1923年出版的《医事月刊》杂志转述了上海《大陆报》12月15日关于布林克雷在上海红十字会实施返老还童手术的报道：“昨传之美国外科医士勃林克里君，能以羊腺种入人体，使人返老还童。该医士于前数日抵沪。昨早九点已在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内，实行施种。被种者共有四人。一为上海医学会会长儒莲孙，一为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牛君，一为红十字医院书记牛君，一为华妇唐某。诸施种后，除勃医士外，并有医士夫人及医士助手，及数位中国男女看护士在旁相助。闻被种之四人，昨晚身体及精神之形情均佳。据上海红十字会述施种之情形云，儒莲孙医士现年六十岁，当施种时，神色如常，毫无痛苦，共历三十分钟而竣事。牛医士年四十岁，历二十分钟而竣事。为书记之牛君年三十五岁，历十八分钟而竣事。华妇唐某六十岁，历二十三分而竣事。无一人出现痛苦之状。勃医士于施种时，随口演说，据云，返老还童之效于三十日后便可现出。盖必三十日，羊腺始能移换人腺并恢复原状。三十日后个人之形容体色，必全改变，视之较原年龄当少自十岁至十五岁。闻医士将亲自视察此四人之现状及其将来之结果云。”这个报道可能不是很准确。报道中所说的“牛君”，应该是时任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院长的牛惠霖与其胞弟牛惠生，他们其实没有接受这个手术，只是在旁观看。
据载，布林克雷在上海做完了手术后，于12月底经天津抵达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在北京有位名为陈翰波的人，前往北京饭店请其诊治。布林克雷期初开价万元，后经协商减，先付4000元，至6个月生效后再付5000。报道说：“手术采用局部麻醉，布氏夫人在旁讲述有趣故事，乘陈倾听入神时，将陈之肾囊割开，取出睾丸一枚，即以羊睾丸填入，为之缝好。”
当这个非常时髦且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技术传到中国后，当时中国的主流医学界，基本上是持开放的态度，翻译、介绍了性腺治疗的相关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于返老还童的历史与理论的讨论。于此同时，当时很多学者都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于是否能通过药物或者手术的方法，使人真正返老还童，学者们是持质疑态度的。比如，有位叫高山的学者，在《东方杂志》刊登了他翻译的赫胥黎在Century杂志上对返老还童术的批评，认为从生物学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返老还童是不可能的。总的来看，主流医学界对返老还童是半信半疑的，对相关技术的态度也是警惕的，没有明显的夸大的赞誉或推崇。
有大众杂志对布林克雷的手术进行了讽刺和挖苦。报道突出布林克雷十分能说会道，他在中国做这个手术，当下立即收费，而至于效果如何，据他所说要在3个月，甚至6个月后才能见到真正实效。而实际上，手术3天之后，他就一走了之。也就是说，他收了钱就走，至于效果如何，只有病人自己知道，或许只有天知道。1923年12月26日《民国日报》刊登了一篇《何日君再来》的文章：美国医生柏林克里氏，自谓能以术使人返老还童，已治4人，待于6月后见效，现柏氏已于昨日破浪归去。这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讽刺和怀疑意味的报道。
前已述及，有关布林克雷在上海、北京实施睾丸移植手术的患者并不准确，除非查阅当时的病案，或许能找到答案。不过，在上海确实有人做过这种手术。当时上海著名导演郑正秋曾在申报上发表过一篇《返老还童术之实验谈》，提到他自己在1925年做睾丸移植手术的经过。而他的好友、著名演员郑鹧鸪则在接受此术之后不久即去世。
实际上，经过一段时期，流行一时的返老还童手术不得不停下来。德国那位推崇返老还童术的施密特医生，由于手术的不成功，受到社会的指责而自杀。布林克雷在美国也遭到美国医学会的调查，睾丸移植手术也随之冷淡下来。在那时，科学还很难解决移植排斥问题，移植手术为什么有些能成功，而有些又不成功，其原因讲不清楚。直至1962年，人们才明了移植免疫的知识。而此前40年间，人们并不知道排异反应。但正是由于当时人们对于新技术的疗效还存在似是而非的看法，所以给了像布林克雷这样的骗子机会。而这种骗术能成功地在各个国家获取一些人的信任，也与人们对返老还童的期盼有关。在当代社会，依然还有很多新技术的开发，比如某些基因技术、干细胞技术等，也还是与人们的美好幻想相关联。
虽然我们相信科学技术能给我们的梦想带来希望，但如果我们真的能长生不老，应该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其实，人类的发展必须遵循新陈代谢的规律，因此，死亡是必然的，其本身就是生命过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