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赫希曼用一个伪造的身份，参与营救纳粹难民。当时他的代号叫“闪亮”。
1940年，赫希曼用一个伪造的身份，参与营救纳粹难民。当时他的代号叫“闪亮”。
塞缪尔·亨廷顿（左）和阿玛蒂亚·森（右）都是赫希曼的好友。
《经济发展战略》、《迈向进步之旅》和《发展项目之观察》称为“赫氏拉美发展三部曲”。
尽管赫希曼一再宣称自己从来都不是奇迹，但是，当人们把“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这样的称号置于他身上的时候，很难不去注意他生命中的传奇色彩。赫希曼是犹太人，年轻时从纳粹德国匆忙出逃求学于法国，中间投笔从戎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他参与营救滞留法国的反纳粹难民，最后成功得救的人中，包括画家夏加尔、杜尚、作家安德烈·布勒东、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以及未来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等；二战爆发时，他以志愿军的身份参加陆军抵抗德国，之后以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了“马歇尔计划”，为欧洲重建工作至1952年；然后安身学术象牙塔内，持续关注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他在世界的动荡中开拓自己生活的道路，又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关注世界的动荡。
学术之前流亡与拯救
从个人生活经历来看，作为一个“全球知识分子”的赫希曼有着传奇、神秘也无疑是辉煌的人生。阿尔伯特·赫希曼于1915年4月7日生于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少年时期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社会动荡、政权更替，大致是在进行长达14年的大众民主实验的魏玛共和国时期长大的。作为一个善于思考的热血青年，赫希曼曾参加了当时德国的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并“狼吞虎咽地”阅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四月提纲》和关于社会主义斗争策略的通讯等等，从而“一生都痴迷于探究变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在希特勒纳粹政党取得德国的政权后，赫希曼因担心种族和政治迫害，在他18岁的生日之前流亡到了巴黎，开始了他的“无国籍人士”的流亡和学习生涯。
到了法国，年轻的赫希曼进了巴黎高等商业研究学院继续学习经济学，并在1935年拿到了伦敦经济学院一年的研究奖学金，去这世界的经济学重镇学习。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期间，赫希曼有机会听了当时声名卓著的莱昂内尔·罗宾斯和哈耶克的课，并选修了经济思想史和国际经济学的一些课程，开始转向了市场经济理论。多年之后，赫希曼本人还回忆道：“一直到英国之后，我才如梦方醒……只有在哪里，我才真正认识清楚究竟什么才是经济学”。在一年英国访学期间，赫希曼还有机会去剑桥大学听了凯恩斯的讲演，但并不怎么欣赏当时已经大名鼎鼎的凯恩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越来越不信任何形式的宏大理论了”。到1936年6月再回到法国时，他已经是一个有着自己思想的经济学家了。
回到法国后，在之后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赫希曼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参加了反法西斯的运动，并于1938年6月在意大利的特瑞亚斯特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翌年，二战爆发，赫希曼立刻赶回法国，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陆军，抵抗德国入侵。在希特勒的军队占领巴黎和法国政府投降后，赫希曼隐瞒身份、几经曲折而流亡到马赛，参加了当时一个美国人瓦里安·弗莱所组织的紧急营救委员会，给一些犹太人和知识分子伪造证明，代办签证，制订出逃路线，安排过境护送他们逃出德国军队占领国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紧急营救委员会就帮助4000多犹太人逃过了纳粹的魔爪，其中包括200多名犹太文化精英，如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诺贝尔生化学家奥托·迈尔霍夫，画家夏加尔、杜尚以及作家安德烈·布勒东等等。
漫游者的寄居个人自由
这个紧急营救委员会很快就成为纳粹德国和法国傀儡政府的眼中钉。1940年12月，因担心纳粹的搜捕，赫希曼不得不离开马赛，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经由西班牙、葡萄牙，于次年元月14日逃至美国，在25岁的时候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活，再一次成为“无国籍人士”。
到美国后，赫希曼很快拿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份奖学金，开始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习生活，并很快结识了一个来自立陶宛和巴黎的富裕犹太商人家庭的少女莎拉·夏皮罗，于1941年6月22日在伯克利市政厅举行了婚礼，二人结成了终老夫妻。
新婚燕尔，经济学论文和著作的写作与发表，并没阻止作为一个行动者的赫希曼再回欧洲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念头。1943年，赫希曼在旧金山应征入伍，随后到华盛顿加入了美国的情报机构，然后被派回到欧洲参加了进攻意大利的美军，做了一名随军翻译。
在意大利期间，赫希曼买到了哈耶克刚刚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在战争的间隙中细读了这部著作，深受哈耶克思想的影响。正如赫希曼传记的作者阿德尔曼所评论的那样：“哈耶克对‘奴役之路’的悲叹对赫希曼的意义在于，他促使赫希曼将更加自觉地把个人自由放在首位，更加彻底地怀疑完美知识”，并加深了他对德国纳粹政权的集体主义灾难性社会实验后果的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赫希曼从美国军队退伍回到了华盛顿，随即为了家庭生计而到处求职。非常幸运的是，受当时已经在经济学界久负盛名的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亚的邀请和举荐，赫希曼在美联储找到了一份工作。之后，他以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了为欧洲战后复苏的“马歇尔计划”制定与实施。
由于厌倦在美联储的官僚机构工作，在1952年，赫希曼应邀去南美的哥伦比亚，担任了该国国家规划委员会的财政顾问，走遍了哥伦比亚各地，开始了他之后几十年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以及与拉丁美国国家经济发展献谋献策的生涯。之后，他自己又在哥伦比亚开设了一家私人咨询公司，变成了一个家庭衣食无忧的企业家，从而应验了赫希曼本人经常重复的一个警句：“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最好的回报往往来自于最少的计划”。
改革贩子迈向进步之旅
1954年10月，赫希曼回到美国，参加了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一个由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办的讨论热带地区各国经济规划问题的研讨会。在会上，赫希曼对经济学家的“理性自负”提出了批评：经济学家无法免俗，同样受困于普遍的“权力欲望”，因此往往不“承认他自己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由此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经济学家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利用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就可以为不发达国家绘就详尽的发展蓝图。”当然，赫希曼并没有否认经济学家的作用，他只是告诫大家不要过分着迷于理论分析，同时对那种制定“包罗万象的综合发展规划”提出了警告。赫希曼认为，“如果经济学家能够尊重现实，坚持到实地进行细致的观察，并准确理解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实践的意义，而不是盲目依赖于总量统计数字，那么他们可能会做得更好”。
1956年的7月，赫希曼收到了耶鲁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劳埃德·雷诺兹的一封信，邀请他到耶鲁在1956～1957学年做一年的客座研究教授。赫希曼很快接受了这一邀请。在后来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的帮助下，他们很快在当地找到了房子，全家从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搬到了美国的诺斯黑文，真正开始走上他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道路，使他“从完全不被人注意的外围一跃到了美国主流学术界的心脏地带”。
到了耶鲁大学后，赫希曼被聘请为欧文·费雪客座教授。基于在哥伦比亚的多年观察和咨询实践，赫希曼在这段时间撰写了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战略》。赫希曼在这部著作的结尾告诉人们，传统社会（欠发达国家）最稀缺的东西并不是资本，也不是所谓的“中产阶级”，而是企业家精神，“而那也正是争取个人主义的文化基石”。《经济发展战略》对当时盛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挑战，立即引起了当时国际经济学界的注意和关注。一些大师级经济学家则纷纷发表评论。当时还年轻的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虽然对这本书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一些疑问，但也为这部著作给发展经济学这个“一度被陈词滥调主宰的经济学分支带来了缕缕新风而表示无比钦佩”。这本《经济发展战略》一问世，就成了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也从而奠定了赫希曼在国际经济学界中的学术地位。
《经济发展战略》1958年出版后，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赫希曼为正式教授，教国际经济学。他很快接受了哥大的邀请而回到纽约，从而正式进入了美国高校的学术殿堂。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赫希曼与塞缪尔·亨廷顿和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成了好友。这一期间，赫希曼继续关注发展经济学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发展问题，撰写了他的第三本书《迈向进步之旅》。与他的第二本书一样，这本书一出本，立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轰动，很快就成了一本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赫希曼主要探究了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应的政治发展过程。虽然赫希曼并不希望通过革命来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但是他又强调：“如果改革落入了‘国家安全至上’的框架，那么即使避免了革命，也未必一定是‘不幸中之大幸’”。此外，赫希曼还在书中突出了社会科学家参与的重要作用。《迈向进步之旅》出版后，赫希曼本人获得了一个“改革贩子”（reformmonger）的绰号，坚持要通过改革来实现进步。
观念的力量像摇滚巨星的唱片一样
我不想发现世界的规律，而是尽力去呈现世界。人应该敬畏社会变革本身的不可预测性。在宣告任何有关人类社会的未来的信息时，无论如何都应该保持最大程度的谦卑。
——阿尔伯特·赫希曼
《迈向进步之旅》出版后，赫希曼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而就职于哈佛，被任命为卢修斯·N·利陶尔（Lucius N. Littauer）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1967年，赫希曼出版了他的发展经济学又一本重要著作《发展项目之观察》，该书一出版，又轰动一时，立即被列为“100位哈佛教授所推荐的最有影响的书”之一。之后，一位巴的西学者边治（Ana Maria Bianchi）曾将《经济发展战略》、《迈向进步之旅》和《发展项目之观察》称为“赫氏拉美发展三部曲”。之后，这一说法在国际学术界广为流传。
在这本拉美发展的三部曲之三中，赫希曼提出了“项目”可以型塑制度因而往往是“制度促进器”的观点。在第一章，赫希曼还创造了一个术语“隐蔽之手”（Hiding Hand）的隐喻，用来描摹那种隐藏在“跌跌撞撞地取得了成功”的过程背后难以琢磨的力量。赫希曼提醒读者，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即那种神秘莫测、总是躲在幕后的市场力量的作用不同，他所说的“隐藏之手”，强调人们在从事社会经济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即有一只“手”遮蔽了各种实践过程的困难，导致无法事前看到非预期结果，这样反而促使人们勇于迈开探索实作的步伐，激励人们付诸行动，去做一些“如果早知道就肯定不会去做”的事情。
自1966年加入哈佛大学，到1972年离开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做访问研究，赫希曼在哈佛大学经济系实际执教了大约只有6年。期间，赫希曼从他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到更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1970年，赫希曼出版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这部著作篇幅不大，但新意迭出，洞见满篇，字字珠玑。赫希曼在这本书中博采众家之长，提出了企业、组织和国家中一个问题：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创造出一定的剩余，从而使各类组织都程度不同地具备了承载低效运行的能力，因而，绩效衰减迟早会发生。赫希曼发现，面对组织绩效的衰减，人们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二是呼吁。
赫希曼论述了这两种恢复机制的运作机理和方式，各自的优缺点，理想的运作次序及组合，二者间的交互作用及适用条件，以及忠诚对退出与呼吁的影响。著作一出版，有关评论就如潮水般涌出，“而且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是完全不吝溢美之词的好评”，这本书很快就被国际学界公认为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一位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布莱恩·巴里（Brian Barry）虽对这本书颇有微词，但也不得不承认，它像摇滚巨星的唱片一样，一发行就影响力非常大，使这本书出版本身就成了一个重大事件。
回到起点为进步呼吁
1971年11月，赫希曼写信给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卡尔·凯森（Carl Kaysen），询问他能不能在第二年到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立即得到这位原来哈佛大学做过讲席教授的院长的肯定答复。于是，在1972～1973学年，赫希曼首先是作为一名访问学者去了普林斯顿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而把他在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办公室留给了阿玛蒂亚·森。后来，赫希曼以全票通过其作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终身社会科学家的申请，并于1974年中全家移居到普林斯顿，以致在后来做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并在普林斯顿写作、退休到终老。
到了普林斯顿研究院之后，赫希曼发现：“许多经济学家，‘舒舒服服’地躲在不断扩张的经济学帝国内部，与‘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完全绝缘——尽管这些事件可能是灾难性的……他们似乎从来不知道，经济和政治事件之间是有联系的。”他于是转而“向内”，开始回溯历史，思考资本主义起源和民主制度的基础，从关注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问题的研究撤出，进入了思想史的世界，“与17世纪和18世纪的政治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一起‘盘桓’一段时间”。在到普林斯顿高研院做访问教授的期间，撰写出了他最为著名的著作《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全面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也使一些学者看到，世界上存在着两个赫希曼：一个是作为发展经济学家的赫希曼，另外一个是作为思想史家的赫希曼”。
《激情与利益》是一部把人类行为的分析、经济学分析和政治分析融为一体的人类社会观念史的著作，探讨了世界各国为什么走到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原因。按赫希曼自己在这本书“导论”中的解释，“本书的缘起是，当代社会科学没有能力阐明经济增长带来的政治后果，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不能解释经济增长带来的十分频繁的灾难性的政治后果，无论这种增长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混合型的社会”。
《激情与利益》出版后，巨大的成功把赫希曼推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的位置上，他本人也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思想企业家”和学术网络的“经纪人”。安排访问学者计划，聘任研究员，组织申请研究项目，组织和主持研讨会，为高研院募集资金以及在世界各地作学术报告，占去了赫希曼的大量时间，但是，晚年的赫希曼，还是出版了两本篇幅不大但却在学术界有较大反响的学术著作，一本是《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另一本书是《反动的修辞：悖谬论、无效论与危险论》。
经过数十年的学术探讨，晚年的赫希曼发现自己好像兜了一个大圈，最后又回到了起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赫希曼承认，“我可能是在探讨一种与‘通往进步之旅’相对的‘通往反动之旅’（或‘通往灾难之旅’）。”现在要做的是，必须充分认识改革所面临的挑战。总之，赫希曼终于要与他的“辩证的对立面”进行面对面的“搏斗”了！要想理解改革进程为什么会充满艰难险阻，他就必须“更好地理解改革活动为什么会激起强烈的反对和抗拒，为什么改革措施的回报一般是边际递减的，为什么改革经常会被‘紧急刹车’。”正如赫希曼传记的作者阿德尔曼所发现那样：写作《反动的修辞》这本书，“赫希曼已经把自己一生的‘战斗经验’（或者说，人生体悟）全都倾注到了这个‘新项目’中了”。
《反动的修辞》一书显然是赫希曼步入老年后对世界进步的最后‘大声呼吁’，时间老人的威严迟早会显露出来。现在，赫希曼已经太老了，他无法再做太多的实地研究，甚至没有精力重新退入历史中去与古人对话。逐渐地，他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接过他留下的旗帜。1996年6月，赫希曼在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院做完了帕托卡纪念讲座后，去阿尔比斯山休假旅游。在下山的路上，赫希曼一不小心绊了一下，摔倒在地，脑袋撞在了一块石头上，顿时血流如注。之后，医生将他诊断为脑血肿。自那之后，赫希曼的语言能力遭到损害。在阿尔卑斯上摔的那一跤，也十分不幸地结束了赫希曼这位现世哲人的漫长写作生涯。16年后，在2012年12月10日，97岁高龄的赫希曼先生在靠近普林斯顿的尤因镇（Ewing Township）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