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公孙丑章句上）亚圣孟子把知耻作为人独有的良心的“四端”之一，是实行道义的起点。
一个人，无论其具体做过什么事、错与对、好与坏，都不要紧，都是可以改正的，可以原谅的小节，但如果无“羞恶之心”，在关乎个人名节乃至国家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出错，那就是不义，那就丧失了作为族群中的一员的良心，那就蜕变为非人了。
周作人的大名，在今天并不陌生。曾经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无数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偶像的他，为何会一度堕落为人人切齿、遗臭万年的大汉奸呢？
早期那个与其兄鲁迅一起激扬文字、改新文化的周作人，与那个后来把灵魂卖给魔鬼的周作人，真的是一个人吗？
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只能他自己知道；他究竟失去了什么，那是路人皆知，那就是无义！无人格道义！无民族大义！
无论当时和后来，有多少人为他辩解，但他丧失“羞恶之心”，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则是不争的事实。
当七七芦沟桥事变的枪炮声响起来的时候，北平的文化名人几乎都南下了，但在这些在当时最有文化影响力的人物中，却不见大名鼎鼎的周作人！
文化界在翘首北望，社会各界也在拭目以待。郭沫若所写的《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充分表达了各界对周作人的殷切期望。
古人说，“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现在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我们的知堂。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文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郭沫若如此看重周作人，并非尽是溢美之辞，他的文学才华和成就都是公认的，他的人格和道德也都是高尚的。
在以往的重大社会变革中，他无不表现出文人特有的气节。
当发现辛亥革命，只革掉了那根在每一个中国人脑后垂了近三百年的辫子时，周作人愤懑地痛斥其本质：“昔为异族，今为同气；昔为专制，今为共和。以今较昔，其异安在？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
当目睹了张勋复辟帝制的丑剧时，他挥笔写下了：“天坛未洒孤臣血，地窖难招帝子魂。一觉苍黄中夜梦，又闻蛙蛤吠前门”的诗句；
当“首都革命”爆发，清廷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故宫，周作人以此举乃“极自然极正当的事”，驳斥胡适“欺人之弱，乘人之丧”的说法；
当北京女师大学潮时，周作人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
当“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送了这样的挽联悼念殉难者：“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既有悲痛，更充满了正义的愤怒；……那时的周作人，颇有些“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章句下）的使命感。
但周作人并不是一个信奉主义的革命者。他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文化的揭露与批判虽然也是极其深刻的，对军阀混战的现实更是深恶痛绝的，但他只注重“人学”的研究。“在这样的社会里，决不会发生真的自己的解放运动的，我相信必须个人对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在周作人庞大的“人学”体系中，个体的人所阐述的是人的自然的生物的属性；人类的人，所强调的是人的社会属性，即为人类的人，寻求二者的和谐与统一，正是周作人研究“人学”的目的。
而如此严酷的现实，总使周作人心中的“自由”只是在“寻梦”。所以，他总脱不开一个“苦”字。作为他所构建的“人学”之中的人类之人，周作人是“自由”的，作为现实的个体人，周作人是难以“自由”的。二者的分离和对立，是周作人的痛苦和悲剧所在。
一生活在对立的矛盾之中，周作人的人格发生了分裂。他能不“苦”吗？
1934年，周作人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他写了“五十自寿诗”明志：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看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显然，周作人仍处于“出家”与“在家”的矛盾之中，对命运的抗争，对现实的无奈，对自身的嘲讽皆跃然纸上。
也正是这一对矛盾，决定了他一生的“苦”和“悲哀”。不只是他，那几代知识分子，都深陷于这对矛盾难以自拔。他们一方面在自己构建的精神世界里是主宰，另一方面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充当奴仆，就像他们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一样，是一种无奈，无奈的痛苦。
一旦现实发生改变，以往所隐忍的平衡就会发生倾斜，不是逃避现实，就是被现实所改变。
周作人的“苦茶”也吃不下去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把整个中华民族都推向了救亡图存的危机之中。
周作人此时看到了他一贯推崇的日本文化的另一面，面对侵略者狂奔而来的铁蹄，周作人也曾不无激昂地指斥其为法西斯，力主“修武备”。“如耻之，莫如为仁。”（公孙丑章句上），周作人真的是在“为仁”吗？
曾几何时，周作人即由激昂变为冷淡，由“用武力对付”转为“中国必败论”的鼓吹者。“当日之势岌乎，不能不和，战则不但不能抵黄龙府，并偏安之局亦不可得。”于是，周作人开始热衷于为奸佞秦桧翻案，他“研究”发现秦桧“另有大志”。因此，他断言：“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
如果这可以算作周作人做汉奸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他在此时谈论所谓的“隐忍哲学”则是其思想基础。
周作人完全可以南下，但他没有！不愿“为仁”，他要干什么？
他在刚刚沦陷的北平“苦住”，是为了所说的“护校”，还是为了“闭门读书”呢？或者又是被“家累”了呢？
实际上，周作人在等待时机——“出山”。
终于，机会来了。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出席了有日本军方背景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迈出了“出山”的第一步。
面对各界的声讨，周作人一直“隐忍”不发。
1939年元旦，周作人遭不明身份者枪击负伤后，开始完全“下水”了。先是接受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继而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直至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教育总署督办。
此时的周作人，人生定位不是发生了转变，而是完全颠倒了。
此周作人已非彼周作人。
他已丧失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羞恶之心”，已经蜕变为一个十足的大汉奸。“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公孙丑章句上）只甘心充当侵略者的走狗和工具，周作人的无耻，是卖国的无耻，是无义的无耻！
无论他的文学成就是多么辉煌，也不能替代他丧失“羞恶之心”的无耻。从人格上来讲，周作人的苟且偷生与那些面对敌寇屠刀英勇就义的农夫、村姑之类的奋起抗敌的无名者根本没有可比性，他们即使死，也始终未丧失一个中国人的尊严，而周作人当什么“教育总署督办”，已变成了侵略者驱使的“人役”，他连卖身投敌都不以为耻，还有什么再值得仿效和崇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