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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在重庆解放关头营救了中美合作所难友?

编辑:红叶 来源:凤凰历史 发布时间:2017年03月31日 查看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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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能直接打入渣滓洞白公馆的警卫部队,当然是个绝好的机会,而且又是多年没见的老战友,在中美合作所里面作我们“内线”的贾希夷。

陈昌同志与重庆市公安局老战友合影留念,怀中孩子为大女儿陈世英(陈世英提供)

本文系作者赐稿,原题《贾佐帮助我们营救中美合作所难友》

当重庆即将解放前夕,我们四川地下党党组织,我、诗伯(陈联诗)、蒋仁风等等人一直在秘密筹划,试图营救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战友们,让老战友们也能活着迎接新中国。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与我分别十多年的贾希夷,再次神奇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并与我们一起参与设计、实施营救关押在中美合作所的难友们。

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份的往事:

由岳池撤下来的徐荣恒告诉我,他在重庆磁器口,见到他在岳池新三中学读书时的贾佐老师。

徐荣恒对我说:贾佐老师现在是“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的少校中队长,正在招募新兵。贾佐老师要我去他的部队当兵。

为此,徐荣恒专门来请示我:我能不能去贾佐老师的部队为营救渣滓洞、白公馆的难友做些事?

徐荣恒所说的这个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对外叫做“志农部队”。其名字是由重庆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的“志”,和大特务头子戴雨农(戴笠)的“农”合名而成,实质上就是一个特殊的武装特务组织,其任务是保卫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负责这两个关押共产党要犯的集中营的警戒任务。

而徐荣恒所说的这个“贾佐”,就是我当年在万县崇拜的那个风度翩翩的英雄人物贾希夷。他在一九二七年参加了南昌起义,时任贺龙总指挥的上尉侍从副官兼任“贺龙手枪队”队长;南昌起义失败后,他是在大革命最低潮的时候入党的老同志,这时候敢入党应该有坚强的共产主义信仰的人。他从一九三一年起一直是在王世英、李克农、徐特立、董必武等等中央领导同志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成为谍战枭雄。他不但与我很熟悉,早年与父亲林佩尧和岳母诗伯(陈联诗)交往也很深,就连蒋老头(蒋仁凤)说起他也是很了解:蒋老头也是参加南昌起义的老同志,他早在叶挺独立团的部队里就跟贾希夷就是老战友了,而且贾希夷还是蒋老头的排长。

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能直接打入渣滓洞白公馆的警卫部队,当然是个绝好的机会,而且又是多年没见的老战友,在中美合作所里面作我们“内线”的贾希夷。可是又一想:虽然我们大家对他的过去有所了解,但毕竟十多年没有见面了,现在敌情这么复杂,还不知他最近的情况怎样?于是,只好把“激情”收拾起来,先派徐荣恒去摸清情况后再说。

很快,徐荣恒把贾佐带来,和我们见面了。

当年万县一别,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我们彼此都在打听对方的消息,可是所有的消息都似是而非。看看眼前的贾希夷,现在改名叫贾佐了,早已经不是当年在万县的演讲台上声嘶力竭、涕泪滂沱的演讲者,而他此时已经年过四十了。而我呢,也不再是被他的激情鼓动得疯狂的小林,我也成熟了。

我俩紧握着对方的手,已经感觉到这些年彼此的艰辛。贾佐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我们中央特科的直管特工,曾打入蒋介石的侍从室,多次被敌人发现追捕,又多次逃脱,也算得我们中间的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由于他的工作特殊性、保密性极高,他关系也一直都断断续续,现在直接的关系又断了,他与地方党组织又联系不上,他只好独立作战,只身打入了渣滓洞、白公馆的警卫部队这个关键的岗位,等待党组织去找他。

贾佐那天在招兵处一看见自己当年的学生徐荣恒,凭着他对学生的了解和自己多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丰富经验,他认定能够通过徐荣恒,找到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地下党关系”居然会是我、诗伯和蒋老头这样熟悉的老战友、老朋友。

我们说啊、笑啊、高兴了一阵子,然后赶紧商议、部署下一步的营救计划。

贾佐说:“你们说怎么办,我尽力配合就是。”

我答曰:“不管怎么说,总得先安排几个人进去吧?”

贾佐说:“这事正是时候。别看国民党现在整天喊着要坚守重庆,其实是要办一个‘干训班’,准备培训一批小特务,等全国解放后,潜伏下来和共产党‘打游击’的。你们让徐荣恒带上几个可靠的人进来,不要暴露和我的关系,也不能和我发生联系,我会让他们逐步取代中队中不可靠的分队长、事务长和文书,把这个中队牢牢掌握到我们手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做下一步打算。”

那天晚上,我们几人高兴得几乎一夜没睡。

很快,徐荣恒先后带了四为战友进入了这个神秘的“志农部队”,贾佐也顺利把他们安置到骨干岗位并加以重用,事情很快就有了起色。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交警队内部开始争权夺位,有人窥视贾佐的“宝座”。另外,由于有人举报徐荣恒参加过岳池的农民起义,要逮捕徐荣恒等人。

在这紧要关头,贾佐为了保护同志的安全,立即叫徐荣恒等五人马上撤离出来。敌人发现目标突然消失,因此对贾佐的身份也产生了怀疑,他又呆不下去了。在一个深夜里,贾佐悄悄的离开了这支对于我们许多同志来说,至关重要的“志农部队”。

真的非常遗憾啊!要不然,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许多难友也许不会牺牲那么多!

重庆解放后的第一天,我和家人在市中心的一家小旅馆成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在一些民主人士的协助下,又安排了十多个小旅馆,先后让214位脱险同志有了落脚处,活着迎接新中国。这是我最为欣慰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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