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一位在街头不慎跌倒的老人，愿不愿扶是道德问题，敢不敢扶是勇气问题，会不会扶是能力（或曰技术）问题。愿不愿扶和会不会扶这两个问题，在古今中外任何体制的社会中都有存在，今后肯定还要继续存在下去；而敢不敢扶这么一个问题嘛，则是在2006年以后，成为了几乎所有中国人心头挥之不去的堵、难以平复的痛！
然而，就是在这个当口，诚如旧时小说描绘战争场面常常使用的那句话一样，“斜刺里冲出一彪人马”——堂堂的国家卫生部，于2011年9月6日公布了一个名为《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的文件，新华社发布新闻时特别在导语中强调，这个指南的核心内容，是“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
仅仅从技术层面来审视，国家卫生部发布的这个“指南”，无疑是毫无可以非议之处。但问题是，当前困扰中国社会的，明明是面对街头不慎跌倒的老人，愿不愿扶和敢不敢扶这样的道德问题和勇气问题，可卫生部却一本正经地围绕着“会不会扶”这样的技术问题大作文章，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转移公众注意力的不正经的居心；退一步，咱们往轻里说，卫生部在此时此刻发布此种驴唇不对马嘴的“指南”，也是绝对的犯糊涂。请问，在一个对街头不慎跌倒的老人不愿扶、不敢扶的冷漠社会里，扶的技术的有无和高低，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咱们还是先来探讨一下愿不愿扶和敢不敢扶这两个问题。
我一向认为，倘若排除体制的影响，人类各民族的文明发展水平，应该是相去不远的；换个角度来表述，就是文明与文明的差异（有时还相当巨大），大都是体制使然，而绝非民族或种族的因素。我们一向喜欢强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当然有着充分的根据；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传统中和优秀并存的，还有糟粕。1933年6月12日，鲁迅先生曾写有《经验》一文，其中言道：“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为什么会如此？鲁迅说：因为“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这是一代一代中国人的“经验”所得。联想到流传久远的坊间俚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们的心情只能是无比沉重。
更让人倍感痛心的是，鲁迅先生笔下记述的存在于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冷漠，在经历了近80个冬去春来、近80次花开花落以后，居然依旧醒目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按常理，已经有了近80年进步的中国社会，绝不应该是这样，但又怎么会是这样呢？究其根本，只能归咎于体制上的某些缺陷。
具体来讲。5年前的这个时候，南京有一位的徐姓老妇人在街头跌倒，老妇人称送自己去医院的青年彭宇是肇事者，而彭宇则说自己是热心助人，并不曾撞倒老妇人。在缺乏旁证的情况下，事情的真相好像还真的是无法还原，而我，也并不认为彭宇的话就一定必须全部相信。但让人愤懑的是，一位王姓法官在一审判决彭宇须负担徐姓老妇人40%医疗费时，竟发布了这样一通混帐透顶（恕我爆了一次粗口）的判词：“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但彭宇未做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在庄严神圣的法律文书里，公然把面对跌倒的老妇人不理不问的行径说成是合情合理（也就是所谓的不“与情理相悖”），并且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据此要彭宇承担责任。这么一来，法律就不仅仅不承认道德，而且还进一步对有道德的行为提出质疑。这样的荒谬判决，理所当然地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于是，法庭赶忙在二审时打着“庭外调解”的幌子，隐瞒了最关键的真相。
让人扼腕叹息的是，恰恰是在彭宇案发生以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不慎在街头跌倒的老人得不到路人救助，有的还造成悲惨后果的事件。你能说，所有这些，和彭宇案所暴露出来的司法体制上的某些严重缺陷，是毫无关系的吗？
彭宇案不是什么大案、要案，但这个案子产生的恶劣影响，却不容小觑。事情尽管已经过去了5年，但依然是中国社会在道德层面上的一个醒目疮疤。为了荡涤中国人心头的堵、平复他们心中的痛，进而大大提升整个社会对道德的尊敬和追求，向民众公布被刻意隐瞒起来的彭宇案的全部真相，承认并检讨当年一审判决的荒唐，仍然十分必要。一张荒谬绝伦的判决书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笼，背后竟然会没有一些曲折有“趣”的“故事”，谁信！
没有人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扶危济困这样的优秀内容，即就是在道德滑坡的今天，扶危济困的精神依然在民间有着广泛存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法律却必须给予这种传统的中华美德以鼎力支持（起码也不要像彭宇案的一审判决那样去戕害道德）。这样，当愿不愿扶和敢不敢扶，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或曰在社会主流观念中），不再是一个让人举棋不定的问题的时候，国家卫生部发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无疑就是一个很重要、很有用的文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