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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记忆 (吕 恭)

编辑:张艺龄 来源:宝鸡电台 发布时间:2018年03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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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记:整整半个世纪前,我成为了一名中学生,可那时的学生没有现在这么幸运,不是在课堂上读书学习,而是“运动”、串联、种田、做工……让我们重回半个世纪之前,再一次重温我们的少年时代,回忆在初六八级甲班的点点滴滴……
 
  看建国“六十”周年大阅兵后,最近连着看到同学们在班网上回忆在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情况,勾起了我对这段岁月的回忆,于是就想把它写出来,主要是回忆一些和我们这个班有关的人和事,同时也检验一下自己的记忆力到底如何?我把这段时光分为几个段落,分别的小标题为【初一甲】、【大串联】、【上山下乡】、【招工进厂】、【后记】……
 
  初  一  甲
 
  1965年9月,我从武功县张家岗小学考上了杨凌中学,成为初六八级甲班的一名新生。在这之前,那年对考初中传的挺神乎,都说很难考,录取比例很低,我们都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因为那时在杨凌,如果考不上中学,家在机关单位的员工子弟就可能要到“梨陈”这样的农村去下乡,我记得我们还曾在那里,为已经下去的学生盖房子到后河背过砂子呢。开学后我才知道,我们甲班是个重点班,上我们这个班的考分要比其他班高一点。我在小学时学的还不错,成绩往往名列前茅,但到初一甲后也就算个中等生,可见我们班的同学的确非等闲之辈,个个都是杨凌当时当届的“精英”。我记得我们班当时有60余人(有丁班坐不下而转过来的学生),班长是魏暹毅、班副王淑玲,团支书是穆德新,还有阎秀萍、仇郁萍、李里曼、巨改生等都是班委。我那时年幼人又长的瘦弱,是放到人堆里都找不着的主儿,不过我记得我的学号是22号,我的同桌是已经故去的女同学沈丽珠,我的前排有巨改生、魏宝玲,后排有刘武、刘瑞章。那时习健同学的学号是1号(看来老习家当一号那是必须滴),一点名老是头一个就是他。我们农科分院的这帮发小在班上还不少,男生有朱建一、吕恭、习健、尹小平、林大海和刘瑞章,女生有李小昱和李大卫。因为我爸和刘武岗的爸爸是老同学,两家是世交又很友好,我还经常去武岗家玩。他那时刚买了一支气枪,我们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带上气枪到树林里去打鸟或打野兔。那时的我们无忧无虑,就知道学习和玩耍。那是多么美好的一段时光啊!最可惜的是武岗在刚二十出头就病逝了(是我们班去世的12位同学中最早的)。2008年 “十.一”聚会后我常常想,假如没有“文革”,我们这个班的同学不知道又会是什么样子?我想肯定大多数同学应该都会比现在要好,因为在一个人最该受教育的时候没学可上,而且一耽误就是10年还多,错过了受教育的最佳时机,这个人即使将来再努力,也不可能达到他原来的高点了。
 
 
  大  串  联
 
  杨凌中学每到夏收、秋收就要停课,这叫“放忙假”,让家在农村的同学回自家劳动,组织员工同学到农村集体劳动。我记得我们也曾多次到农村劳动过。1966年夏收是在胡家底,1966年秋收在崔西沟,1967年夏收在东桥头,1967年秋收在淡家堡,1968年夏收在柴家嘴(1967年后还有高三甲的同学和我们在一起)。我去北京串联就是在崔西沟参加秋收时得到的通知。那次扬中同学共有上百人一起去的,初中同学为主,好像是高一的董恰宜和西农的赵靑带队。到北京后在永定门接待站被分到了两个地方,一部分同学去了西山八大处的一个军事单位,有刘武、李晓林、曹林等。我们一大批同学到了位于东直门外左家庄的129中学,同班同学有朱建一、尹小平、习健、李郁侠、翟以平、吕恭、王子刚、魏宝玲、阎秀萍、尚迎和、赵乃坤等。关于这一段,我在2008年冬季出差时,曾和宝玲同学在北京追寻到了129中的校址,十分感慨。回来后写了一篇《京城寻旧》的散文,经我们的作家贺绪林同学推荐,在《杨凌文苑》上发表,副标题是:谨以此文献给1966年冬在北京参加大串联的杨中校友。具体内容在那篇文章中都有描述。在这里我着重说一下毛主席接见的情况。在129中我们共参加了两次毛主席接见,第一次是第6次接见,那次因为人多组织的也不好,我们半夜出发,一直走到第二天下午还未到东单呢,所以那次我们没有见到就结束了。第二次是十多天后第7次接见,刘武他们是坐汽车,五辆一排,我们在广场,后来汽车过完了,我们就拥到金水桥头,看到毛主席也来到天安门城楼东南角,向我们招手致意,我当时激动地嗓子都喊哑啦。除了去北京串联,我还在1967年元月,和林大海、翟以平、李里曼、董忠义以及乙班的杜晓平等同学步行去了延安,那时叫作“步行串联”,我们走了11天,当时天寒地冻,过了铜川就没有细粮,我们也就是十二、三岁的娃,可谁也没觉得苦。我在铜川买了一根很直溜的甘蔗,削的光光的当拐棍用,一路上再饥再渴也舍不得吃,原想着到了延安在宝塔山上再吃,可在离延安剩下最后一站的甘泉那个接待站,早上起来发现那根甘蔗被谁给偷走了,难过的我啊,真后悔为什么不早点把它给吃了。最后一天从甘泉到延安,走到天黑还没到,本来已经饥肠辘辘,实在迈不动步了,可突然拐过一个山坳,就看到装饰了夜灯的宝塔,在茫茫夜色里晶莹闪亮,就像是有了心灵召唤一样,我们兴奋极了,浑身立马就有了力气,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就到了延安。唉,那时的孩子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
 
 
  上  山  下  乡
 
  大串联基本结束后,我们又有了一段“复课闹革命”的经历,好像高三甲的几位同学还来给我们上过课,尽管当时亦学亦闹的很不正规,但毕竟我们班又有了难得的相聚机会,我们还军训了一段时间,管我们班的是空军武功机场36师的一个班长,是个大高个,名字叫蒙乐卿,是北京人。我们还在一个下雨的时间拉练步行从杨凌一直走到了武功机场,第一次近距离参观了飞机,还看了兰空文工团的精彩演出。遗憾的是那段相对“美好”的时光还是太短暂了,就这样,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我们这个班终于艰难地走到了它的终点。1968年10月,我们毕业了,(毕业证是发了,如果那也可以算作毕业的话)这个时间离我们去北京大串联的时间整整两年。就这样,那时家在农村的同学“一鞭子”被赶回家当了农民,家是商品粮的同学都要下乡当插队知青。杨中同学都下到武功县北部的几个公社,有游风、苏坊、代家、贞元,那里的土地宽裕些,农民对知情还可以接受。我们班除了杨润辉同学年龄太小(1954年出生)没有下,其他的同学都下乡啦。我下到贞元公社桃大大队,和我在一个大队的同学有黄德成、林大海、尹小平,一个公社的还有刘武、刘武岗、辛立等。关于下乡,我总的看法是生活很艰苦,劳动强度很大,而且常常吃不饱饭,对当时十五、六岁本该上学读书的孩子来说是一种苦难,但当时精神上总体看还是快乐的,现在看来是“无知”少年快乐多。尤其是我到南可大队,找刘武、武岗他们玩的时候,我们一起做饭吃,小声唱着一些被禁的电影插曲……至今想起来还是很留恋的。对这段生活,我曾写过一篇散文《五元钱》,被收录在宝鸡市党史办编辑的一本《知青岁月》中(2017年还被收录在【陕西知青记实录】这部书中),还在《中国水利报》的有关征文中获了奖。还有一篇《尘封的往事》,发表在《秦岭文学》上,是写临招工离开农村前在生产队当瓜地会计时和山东瓜客的忘年之交以及他那凄美的故事,没想到2011年还获得了《小说选刊》第二届全国短篇小说笔会征文的一等奖,算是对那段难忘岁月的一个自我交代吧。
 
  招  工  进  厂
 
  到1971年夏,我们已经当了将近3年农民。这时,全省规模的知青大招工开始啦。那时,我正干着一个好差事--瓜地会计。其实我能干上这个事,还是因为生产队一直存在着两大家族势力的明争暗斗,让谁的人做瓜地会计,对方都不甘心。那一夜,为了选这个会计,鸡都叫了三遍还选不出,队长最后一跺脚吼道:“去他妈的,谁也别想了,就选个学生”。于是这大家公认的好事就落到我这个“客家人”的头上了。其实这瓜地会计也就那么回事儿,放开肚子猛吃几天,也就给噎住吃不动了,以致我到现在吃西瓜也就是两、三块就够了,倒是跟那个山东菏泽的老瓜客学了一手怎么挑瓜的本事,受益至今。村里人争着干这个差事我看并不是自己能吃多少,而主要是为了让本家族和相好对劲的人可以多吃上一口,沾点便宜罢了。刘武后来回忆说,他来我们村找我玩时,我正干着瓜地会计,让他在瓜地吃了个够,这事我倒忘了,难为刘兄还记着瓜地会计的这点“优越性”。
 
  我记得那年,瓜还没摇园,我就被招工到武功县棉织厂,做了一名机修工。就在那一、两个月的功夫,杨中下乡的同学都一批批的成了工人。光是我们班的同学,在武功棉织厂就有王淑伶、尚迎和、张晓楠、沈安荣和我;朱建一、尹小平、翟以平在武功县化肥厂;李晓林、习健、辛立在武功县农电公司;李郁侠到了县粮食局;魏宝玲、黄德成、林大海招到了眉县的石头河水库建设工地。还有一些下到游风、苏坊的同学象阎秀萍、李小昱等都招到了在外省的公路建设单位。刘武好像出来的最晚,大约比我们晚了一年左右(因为我招工后还和工友去他插队的水库游过泳),招到武功县水电局所属的一个养渔场,记得我还去玩过一次,在大庄公社的南边挨着渭河的一块滩地上。不过从那种地方,硬是走出来一个三级教授,这还是人家本人天赋和努力的结果。就这样,我们这批知青一不留神又都成了工人。那时一到星期六下午,在普集车站的站台上,挤满了回杨凌的杨中同学,仔细一瞧,嘿!全都是熟脸。那时都是进厂不久的学徒工,每月工资18元钱。问买车票了吗?答曰:“咱是宁花五毛,不花三毛。”(指不想花三毛钱买车票混一站,如果一旦被抓住,补票时还要再加两毛钱手续费共五毛钱)当然,现在还在武功县工作的已经寥寥无几,同学们在几十年的各自拼搏中,从最开始的或招工,或参军,或上学,或出国……也都分别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各自干出了成绩,取得了应得的待遇,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后 记
 
  经过2008年10月和2016年6月两次同学聚会以及部分同学私下往来交流的信息,我们班已经去世12人,这个比例比较高,是让人很悲痛的事情。但我们班同学尽管真正只读过一年初中,严重“先天不足”,可经过后来的不懈努力,也出了一些人才,干出了一些事业,这又是很令人欣慰的事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欧美加日等发达国家事业成功,入籍定居5人;科级以上上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领导14人(其中县处级以上9人);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15人(其中大学正教授7人);全国著名作家1人,陆军上校高级军官1人,民营学校创业成功人士1人。其实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是60-70岁,我们的美好生活才刚刚启航。我们要倍加珍惜这个美好的时光,目前同学们都已退休,主要的任务就是充分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们正在一天天老去,曾经有过那么单纯而令人怀念的少年时代,正如电影【归来】中那句唱词“沿着人生留下的路,相逢在如烟的昨天……”我们不像年轻人那样将相逢在美好的明天,我们永远都“相逢”在昨天,相逢在1965-1968那三年难忘的岁月,杨凌是我们共同的家,杨凌永远是我们的根。故乡有芳草,学友是知音,愿我们携起手来,保持纯真的友谊,健康快乐地生活。期盼毕业50周年、下乡插队50周年的再次聚会。
 
        此文在【杨凌文苑】2017年第三期上发表后,近又入选了“中国西部散文获奖作品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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