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清玄
坐在康桥的小舢板，顺着康河往下流去。河水平缓无波，凉风习习，在高大的柳树荫下，盛暑的酷热，仿佛也被凉风吹散了。我和妻子牵着小女儿，沉默着，感受康河上吹抚的诗意，诗意与清风仿佛使整个康桥都安静了。
那在三一学院读书课余在康河打划船的船夫，突然用浓重的英国腔的英语打破了沉默。
“来康河划船的中国人比英国人还多。”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中国诗人写了一首诗《再别康桥》，人人都读过呀！”
我们听了，都笑了！
徐志摩写了一首诗，几乎在中国无人不晓，以至在剑桥大学里一条寻常的小河，竟成为一条浪漫的大河。
徐志摩在剑桥读书的时间不长，甚至没有得到学位，在学术上也没有什么贡献，这首小诗竟流传近百年，不只流传在中国，在剑桥的校园书店，也有译成英文的徐志摩的诗集，并详详细细地介绍了他在剑桥读书的点滴。
我对小女儿说起，四十年前我到剑桥的情景，当时就是受到徐志摩诗的召唤。
那时候旅行不便，先是坐飞机到新加坡，再转飞巴黎，再渡轮到英伦，到了剑桥已经过了两天一夜。为了一丝文学的浪漫，奔行千万里，诗性的互换，文学的感召，力量是难以估计的。
爸爸不会再有下一个四十年了，这两次来剑桥，于心足矣！我对女儿说。
正说的时候，上游划来一艘大船，船上的人正合唱一首歌，歌声优美动人，原来是一个中国旅行团，歌声随河水飘动：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苹果树一再地荣枯
四十年有什么不同呀？女儿问我。我以剑桥校园的那棵苹果树为例。
那棵苹果树正是牛顿发现地心引力的苹果树，但是，原来的树早就不在了，更不可能有苹果了。
苹果树原址的苹果树，早就死去很多次了，因为全世界来瞻仰触摸的人太多了，几年就会枯死，一再地荣枯，从牛顿之后，再也没有结过苹果了！
现在种在原址的苹果树，还不满五岁，只有一个人高。人人都知道那不是牛顿生前的那一棵，但全世界的人还是蜂拥到剑桥大学，瞻仰这棵神奇的苹果树，缅怀伟大的心灵。
我对女儿说：故事比现实更久远，心灵比现象更有力量！
我的书就是我的路
苹果树虽有荣有枯，但剑桥大学的建筑并没有什么变化。
曲折穿梭的石板路，晦涩的石砖墙，优雅的三一学院，庄严的国王学院，巍峨的大教堂，以及教堂边随意的露天咖啡座，处处都是英气焕发的俊男美女……
变得最多的是通到公车的那条大街，四十年前，两边都是古典的灰墙，现在是世界名店的展示区了，全世界的名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如果把一个人的脸蒙住，将他空投到剑桥的大街，当他开眼的时候，会以为是在伦敦的时尚中心，而难以置信自己是在剑桥大学！
学术与时尚的界限正在消失，这是幸？还是不幸呢？
我在剑桥大学读了一阵子书，或者我在剑桥大学买了一双克拉克，走了很长的路。或者，两个都相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的书就是我的路，路就是书，在我童年时候，就立志走遍世界，远方总是呼唤着我。在我少年时期，就立志博览群书，深信书中必有我的道路。
过了六十岁，才猛然一悟，对出身贫寒的孩子，书就是最好的路，对想刻画人生的孩子，路就是最好的书。我的前半生，就是读书和行路。
没有冷气的希尔顿
离开英国后，我去了法国，又去了日本，又走过许多国家和地区。
许多地方，不止四十年，甚至四百年都没有改建过，像伦敦、巴黎、京都、罗马……为了保有文化、时间和历史，整个最繁华的街区，还保存四百年前的样子。我在巴黎住的希尔顿饭店，甚至未设电梯和冷气。
电梯也就算了，先天没有冷气实在热得难受，向酒店抗议，大堂经理说：不吹冷气，有益健康，我们这一区没有装冷气的店！你要吹冷气，必须去住另一区！
在最爱改建的中国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在以为新建筑就是进步的亚洲人眼中，这真是傻里傻气了！
一生从容余老师
世界绕了一圈回来，突然听到了余光中老师去世了，使我内心震动不已。好像不久前才参加了他九十岁的寿筵，突然化成了云烟。
我和余光中老师结缘在一九七二年，我参加雾社文艺营，他是我的指导老师，屈指一算，已经四十六年。此期间，几乎每年的文学活动，都会见面三四次，余老师总是文质彬彬，遇到任何问题都会细心地指导我，就像我还是他的文艺营的学生。
三十年前，我到香港演讲，余老师还亲自用车载我，并带我到太平山去看山看云。回台北后，我以他为主角写了《迷路的云》，这篇文章得到了时报文学奖首奖和“国家文艺奖”。
余老师是我仅见的君子，不疾不徐，一生从容，我从小就想成为像他的作家，小学时代就常把他的诗刻在桌子上，记不清多少次被老师罚站，我就面对墙壁背诵他的诗。
一直觉得他会永远活着……
那时代唯一的大山
余老师性情温和，几乎未曾与人结怨。
骂他的人很少，骂得最凶的是李敖。没有想到过不多久，李敖也走了。
我和李敖结缘也有四十年了。
四十年前我在《中国时报》副刊工作，当时的主编高信疆邀李敖写专栏《独白下的传统》，经常叫我到金兰大厦的李敖书房拿稿，我因为经常去，就和李敖，和他当时的女朋友刘会云相熟，成为好友。
他自己不喝茶，也不喝酒，但每次都会拿最好的酒，最好的茶请我，喝不完的还叫我带回家。因此，我常坐在他的书房自斟自饮，他也不管我，自顾自地写作。
有一次，我喝了整瓶白兰地，他看我醉了，驾着他那台八千CC的凯迪拉克载我回家，一路上还开玩笑说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一瓶白兰地价值两百美金，踩一次油门十元台币！他送我到我租住的公寓，车子太大，差一点进不了巷子。他扶我上楼，才知道我家徒四壁，连一台电扇都没有，甚至连一具电话也没有。
敖哥拼命摇头：“你是名记者！连电话都没有，太不像话了！”
他不知道，我一个月的薪水是四千五百元，装一具电话要一万七千元，加上拉电话线共九千元，加一加是二万六千元，正好是我半年的薪水。
万万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招人来帮我装电话，并送我一台电扇。我感动得涕泪交流。
不久后大画家张义雄送我一幅油画，价值百万，我把它送给了李敖大哥，答谢他义助电话，他也欣然接受了。我知道，他对我的看重与疼惜，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他还开车送一套《李敖全集》给我，自赞：比张义雄的画值钱。
他和胡因梦结婚，第一篇报道就是我写的，后来，受到广泛的引用。
他第二次坐牢的时候，全台湾的知识分子噤声，只有我写了一万多字的长文《我所认识的李敖》为他声援。这篇文章后来收到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林清玄散文选》，应是在大陆最早的介绍李敖的文章，不出几年，李敖就广为人知了。
他在坐牢的时候，听说我到欧洲采访，担心我出门太久，被断水电，还请刘会云帮我跑腿缴水电费，李敖待人的贴心与细致，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我的恩师高信疆先生，生前常对我说：“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我最佩服李敖，他是唯一的一座大山！”高信疆为了力挺李敖，刊登了许多李敖的文章，为当局所不喜，最后被强迫到美国流放。那个时代的自由与渴望，随着李敖再度入监，高信疆漂泊在美利坚，我被撤职去跑鸡蛋和沙拉油的新闻而烟消云散了。
回想李敖大哥的幽默与勇气，痛快与温情，正如在他家喝的好酒，使我双眼迷离，心情迷茫了。
一整个时代，隐遁了
李敖过世的隔天，洛夫也走了。
洛夫是另一种诗人，他的诗情诗意总带着魔幻的气质，他的人却带着军人一样的正气。他从军职退休到隐居加拿大之前，我们经常在李锡奇和古月家聚会。
李锡奇是画家，有许多“东方画会”和“五月画会”的朋友，古月是诗人，有许多“蓝星诗社”“现代诗社”“创世纪诗社”的朋友。夫妻俩都热情好客，每星期邀朋友聚会，一拨是画家，另一拨是诗人。我和两拨人都谈得来，几乎每次都参加。当时响当当的诗人洛夫、楚戈、痖弦、管管、罗门、蓉子、郑愁予、张默、商禽、向明……后来，都成为朋友。
那个年代的诗人，都是天真、狂放、有才情，喝了几杯酒，就会唱歌、吟诗、写书法，各个都有几把刷子。
凡是诗人，多少有怪癖。洛夫是少数含蓄、安静、沉默的诗人，他惯常倾听别人说话，偶尔讲一两句，听起来就像是在诵诗。
凡是诗人，常多情浪漫。洛夫是少见专情的诗人，记忆里，他永远带着夫人，别人吹嘘风流韵事时，他总是微笑着。他的笑神秘而深笃，每一个嘴角的弧度都在同一个位置。他偶尔会表演书法，他的字介于行草之间，自在、悠游、潇洒……
后来，他与痖弦同时归隐加拿大，当时就已经宣告，台湾的诗稿又翻过一页了！
一个永恒的苹果
我何其有幸，在青年时代就与这些大作家交会。
他们一辈子都在文字悠游，写到最后一刻，洛夫写到九十一岁，余光中写到九十岁，李敖写到八十三岁……
文学穿越他们的人生，文学也浸透他们的岁月，我深深相信，文学是他们的山河岁月，比他们的生命更长远，典型在宿昔，古道照颜色！
天上没有不消失的彩虹，人间没有不散场的聚会，纵使是最有才华的诗人作家，也敌不过时间之流。但诗人作家比一般人幸运，它们留下了作品，使我们更广大深刻，从他们的书中，我们看见了更长远的路。
因缘正是如此散灭的，一颗苹果不知何时会落下，不知会落在谁的头上，不知会有多大的威力！只要落得即时，就会成为永远的苹果。
一首诗，一个观点，一篇文章也是这样，斯人已远，却化成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