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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儿》:好的纪录片不应止步于现场直播

编辑:高志军 来源:澎湃新闻网 发布时间:2018年0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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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儿》好看得简直不像通常大众认知中枯燥乏味、按年表平铺直叙的人物纪录片,倒更像是情节设计上讲究起承转合、具有明显戏剧冲突的人物传记故事片。这类故事片,在电影工业里往往被视为编剧挑战文字功力、演员挑战表演技艺的畏途,历年奥斯卡奖中多有凭借对传主的传神塑造而封帝封后者,近的例子包括出演《铁娘子》的梅里尔·斯特里普以及出演《至暗时刻》的加里·奥德曼。

将《大三儿》与此类人物传记故事片做类比,并非认为《大三儿》也是由编剧精心编排、出镜者反复演练之后的产物,而是希望提请观众与读者注意到电影在叙事上的流畅自然与富有张力——电影的脚本直录下来,便是上佳的非虚构纪实文学。欣赏《大三儿》这样的影片,观众看的是故事更是人生。

《大三儿》海报

《大三儿》并非基于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有影响力的历史事件而做的合理化“虚构”与“再现”,影片紧紧聚焦于人物的当下,具有强烈的“临场感”。尽管传主可以说不过是茫茫人海中的渺然一粟,其生平行止也并不超出于大千世人,影片却既不会给人以“卑之无甚高论”的流水账之感,又不会让人觉得是刻意制造“看点”,“平地起波澜”。影片用106分钟的片长,浓缩了前后长达四年、近500小时的拍摄素材,披沙沥金,抓住了最能体现人物性情的生活细节,还有人物生平中最具有象征性的重大事件。这种基于海量拍摄素材,剪辑出抑扬顿挫的情节段落的手法,让人想起理查德·林克莱特的《少年时代》,但《大三儿》的叙事更凝练集中,也更贴近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大三儿》是为小传主而作的大传记。

《大三儿》的传主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人群中的“少数派”——尽管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国持证残疾人口达3404万人之多,但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则不足2.5%。然而影片做到了以平常心对待和拍摄“大三儿”,并不认为其需要被“特殊”对待。电影没有猎奇心态,也并不施舍同情。体现在镜头机位的运用上,电影多使用平视。尽管平视镜头里,“大三儿”与“普通人”在身高上的差距一目了然,但拍摄者、被拍摄者、观众,均能泰然接受这种差距,正如接受人有胖瘦美丑之分。电影做到了对被拍摄者的尊重——以及对影片观看者的尊重:观众始终是以平等的身份,在通过影像与“大三儿”对谈,而不是居高临下、予以带有冒犯性的窥探。

影片摒弃掉人物纪录片惯用的让拍摄者出镜和被拍摄者对谈的拍摄方式,同时避免以第三人称对被拍摄者进行主观评价,都是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影片对被拍摄者生活的“介入”,以纯记录而非干预的方式,让被拍摄者放下戒备,放下可能的“表演”心态,同时为观众提供质朴的真实感,仿佛观众是越过银幕,直接在生活中与“大三儿”本人交接往来。影片在保证“真”的基础上,能够做到“好看”,依赖于精心剪辑制造出的跌宕起伏效果。

普通人的生活多是波澜不惊的,如实记录只会沉闷乏味。访谈节目想做得出彩,除了被访谈者本身要“有得聊”,也依赖于主持人会挑话头和接话茬,但火候过了便会让人觉得是双方合谋的“表演”。因此关于平凡人的访谈节目要么淡得出水,要么就落入情感调解类节目狗屁倒灶的滥情路数。《大三儿》不刻意制造话题,只是顺着被拍摄者的生活轨迹日复一日地拍下去,让被拍摄者放下心防,甚至忘却摄像机镜头的存在,自顾自地依着本性起居坐行,再从素材中挑选有回味的镜头予以剪接,从而完成对人物形象的拼图。即使没有“西藏之行”这一条叙事主线,《大三儿》也仍然可以是一部余韵悠长的普通人生活的图志。

电影中“大三儿”的“金句”频出,但显然不是故作姿态,而让人信服会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所抱有的生活态度与体悟。电影开场不久,剪辑入“大三儿”购买彩票的一组镜头,配以“大三儿”的独白:“彩票这就想的那什么吧,一下弄个大的吧,中个五百万,一下子就脱贫致富了,啥都解决了,把我那种小人得志的卑鄙思想都满足了。”瞬间拉近人物与观众的距离,也让人摆脱对残障人士“身残志坚”的标签化印象。观众并不将“大三儿”看作是需要施舍怜悯的对象,而是与大家一样,面临同样的道德困扰与同样的生活烦忧。观众如果欣赏“大三儿”生性中的豁达与执着,当是因为从“大三儿”身上,照见了自我。电影大量采用画外音的方式,让“大三儿”进行内心剖白,也是在帮助观众从多个角度,对人物的复杂性格加深理解。

电影正式进入“西藏之行”后的段落,已经不再像是惯常的人物纪录片,而带有公路片的特点。大量藏区风景的空镜头,加入自然声效的配乐设计,都让人不由得想起近年来的多部带有藏区元素的故事片,如《冈仁波齐》、《皮绳上的魂》、《七十七天》、《寻找罗麦》等。然而“大三儿”的西藏之行,并非由宗教信仰驱动,更多地是对自己夙愿的圆梦,和对自我人生意义的确认,性质有如更老一辈的人瞻仰天安门广场。——影片中剪辑入“大三儿”在北京市中心搭乘地铁的一段镜头,正好形成呼应。电影交代“大三儿”在“西藏之行”前所进行的大量准备工作,要言不烦;而在真正进入“西藏之行”的段落后,则明显放慢叙事节奏,多处留白,是给观众以省思的空间,而不代表观众骤然下判断。

影片破例在临近结尾处让拍摄者出镜,与被拍摄者进行对谈。关于“纯洁”与否的话题讨论,是电影的文眼所在。电影并不对“大三儿”做道德上的拔高,记录下“大三儿”烟火气的生活状态——与小商贩讨价还价、和同事们调侃性质的互比中指;也并不回避“大三儿”生活中的物质困境——工作环境老旧破败、居住环境逼仄失修,去西藏的旅费也依靠筹借;甚至不吝于谈论生死——用扫墓的情节提醒观众意识到“大三儿”的姥姥、大哥、二哥、母亲尽皆离世,仅剩下父亲与之为伴。然而影片的基调仍然是达观的,电影交代“大三儿”与朋友们商量旅行事宜,镜头对准烧烤餐厅里的炭火和杯盘,同样是暗示人物生活态度的顽强与旺盛。

好的纪录片不应止步于对被拍摄者生活的现场直播,观众也不是隔着摄像机镜头的偷窥者。观众通过纪录片了解他人的生活,丰富的是自身的情感体验。《大三儿》激发起观众的情感共鸣,依靠的不是观众对传主的好奇或怜悯,而是帮助观众意识到不管人生的先天与后天存在多少差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这一角度而言,《大三儿》既照亮了被拍摄者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又唤醒了观看者内心深处的柔情。生活并不容易,但值得所有人拼尽全力过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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