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的两场大病过后，骆以军再次带着他的新书《肥瘦对写》来到大陆。《肥瘦对写》收录了小说家骆以军（肥）与董启章（瘦）轮流设题的 26 封书信。他们从疾病、星座写到自己的第一本书或永远无法写出的作品……两位小说家在书写中交换着属于自己的私人记忆。
我们以此契机专访了骆以军，听他讲述自己疾病、衰老与写作的欲望的博弈。重病后的骆以军称自己“在心境上变了许多……如果要成为一个顶级的小说家，其实上天给予的时间额度，会比想象中的少。”然而他依旧期待创作出“在黑暗的、被诅咒的困境里，人类拔高的美。”
下文即本次访谈实录整理后的文字版本，全程隐去采访者问题，以骆以军叙述口吻呈现。
《肥瘦对写》
骆以军 / 董启章 著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
“和朋友写专栏，就像是在逼对方出招”
《肥瘦对写》一开始发在台湾《联合报》上，他们找不同的作家、朋友、夫妇或母女书写同一主题，这些人都是作家，就像是“相对论”。《联合报》第一炮，就找了我和董启章。我俩应该是过去 20 年来，大陆之外的华人小说家里，写长篇写得比较大型的两个对手，然后我俩又都是 1967 年出生，又一胖一瘦，我比较吵，他比较文静，所以很逗。
我和董启章之前也在上海书展同台过。我俩同台就特逗，他普通话不太流畅，所以显得很沉默，我很爱耍宝、爱逗他。然后他的小说里也会有一种很静美的少女，而我的小说里会有一种人很像高中流氓，高中流氓的记忆是我的一个叙事资产。所以后来我常说如果董启章是个女孩，我一定把她、追她。
在《联合报》副刊登了大概三四篇后，效果不错，引起很多人讨论。后来台湾《印刻》文学杂志的副总编拜托我邀请启章，于是我俩就写了一年这个专栏，每个月各丢一个题目给对方写，就像是在逼对方出招。其实这样的对话通常应该发生在两个女孩之间，可发生在两个大叔之间，我觉得还蛮好玩。
“我们的病都很像我们的小说”
《肥瘦对写》栏目写完以后，我连续生了两场很大的病，那时候觉得我的阳寿可能就到 50 岁。现在过来了，但是心境上变了很多，如果现在跟他发动这个对写，有些话可能都不会像当时那样无忧无邪地写。
当时就是蛮惨的，我在经济上已经碰到某些困境，然后乱接一些廉价的零工。在台湾这边，作家打零工、演讲钱都很少。接了很多后，身体就垮了，跟董启章写这个的时候，我生了第一场病，那才是刚开始。去年我心肌梗塞，在路边摔倒，然后复原了很久。
我以前很像战斗军人，没有什么杂念，就坐在那边写写写写……过了 45 岁后，我的身体就崩坏了，特别是去年。后来活了，我觉得还蛮感激。七年前我来打（宣传）《西夏旅馆》，那时候觉得就是无敌铁金刚，排好多活动，北京打完又飞南京、杭州、广州……但这一次我觉得不行了，我现在战斗力大概不到生病之前三分之一。
我同辈的一些创作者，很多都自杀了。邱妙津自杀，袁哲生自杀，黄春明的儿子黄国峻，比我小一点，也自杀了。在这一套西方的现代主义式的小说操练上，我和董启章都属于很认真的人，很严肃地投注了生命中足够长的时间去做这件事，但最后我们都在太早的年纪就生了大病，在《肥瘦对写》后期，他得了恐慌症。另外一个我很尊敬的对手黄锦树，也是 1967 年出生的，他写短篇且学问非常大，他也生了重病，叫重症肌无力，是免疫系统的疾病。
所以我们的病都很像我们的小说，我就是“外家拳”，心脏爆了，然后去年，我的男性生殖器破了一个洞。黄锦树的免疫系统疾病，也像是他笔下非常魔幻的小短篇；董启章的恐慌症，就很像他的小说，是一个内向的状态。
“上天给予你的时间，会比想象中的少”
我从 20 岁开始，甚至更早在 16 岁，两眼发光，觉得就是要写小说，要进入到小说这个秘境里。时间没办法加速或者偷来买来，所以我持续读不同小说家的小说，读到 30 岁就生小孩了。
但我的注意力依旧是在“我要写小说、我要写小说”，所以几乎到 40 岁才开始写小说，这是我觉得很不幸的状况。《西夏旅馆》之前的长篇，我基本可以一年完成，那时身体素质好。我在写《西夏》的时候，投注下去的力量是之前至少三四个长篇的力量，可是它也只是一本书的规格。
《西夏旅馆》
骆以军 著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
《西夏》下一本到《女儿》，中间隔了 6 年，这远超出我之前“写作饥饿感”的时间规律。一开始我也不会很慌，但第三年就慌了，开始尝试不同的写法，然而也失败了。在写《女儿》的时候，我就已感觉到，以前顶尖运动员的那个状态已经在下滑，不像写《西夏》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火影忍者，瞬间就蹦出来一个九尾妖狐。
到《女儿》、再到下一本《匡超人》，我的力量更加被削弱。西方的长篇小说家，他们的黄金时期大约是 35 到 45 岁。之后有些作家还会继续写，但他可能是并不是凭借着这种“暴力”在写，他是可以调控的。所以你如果认为自己要成为一个顶级的小说家，其实上天给予你的时间额度，会比想象中的少。
在台湾，本来出版就比较穷的状态，所以有时候版权被谈得很便宜。但是我就觉得“怎样？将来我要写还可以有很多嘛！我就是水龙头，我干嘛去计较那水盆里的水。”但是时间过去后，你就知道其实你的量也没有那么多，因为你每一次吐出都是倾全力吐的话，你也不是永无止境。
《西夏旅馆》《女儿》与《匡超人》这三本长篇中间，我出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书，有《小儿子》那种废话的书，还有旧的诗集，然后也有《脸之书》什么的，各种书都出。但到最后我就知道，作为肉身活下来的、留下来的，其实大概就这几部作品，可能比想象中少很多。30 岁到 40 岁有三四本，然后 40 到 50 就三本。
爱看最后的作家年表，看他几岁写出了什么，然后对比我现在，那时候就发现永远不可能。因为你所在这个国度、你所在这个社会，它给予文学一个很奢华的位置。文学很奢侈，是人类文明上面最奢侈的，就像乳酪上最贵的那薄薄一层，而我凭什么去代表这个文明、这个社会去做这件事，所以当然要很穷很穷。
我们最后能分配到的东西并没多少，这在年轻时是不会懂的。年轻时意志力很强，可以用爆发力去换去拼，但等到 50 岁就会发觉，我因为降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文明里、活在这个岛上，所以我就比本来的我少写了三个好的长篇。也不是因为我不努力，就算再重来一次，我也不认为有人能像我一样把各种点子拿出来用，但最后就是少了。
“写小说这件事，比极致的性爱都要爽”
20 多岁时我很喜欢大江健三郎，他在《被偷换的孩子》中造出大量真实的细节，就像一个个幻术，真实会突然被他带到假的、颠倒的世界里去，我觉得我可能从年轻时就在做这样的练习。
我很容易紧张，经过公车站排队的人群时，我都会非常害羞。所以我 30 多岁第一次去演讲，站在台上肾上腺素飙太高，我全身一定死掉了非常多细胞。像我这样非常害羞、非常紧张的人，到一个空间去，其实几乎每一个人的表情、动作就都会有印象画派式的记忆。
我有卡卡西（《火影》中的角色）的“写轮眼”，就是“拷贝之术”。我参加聚会回去后，晚上会睡不着，会一直回放自己有没有犯错，有没有说错话，有没有做很蠢的事，有没有得罪谁，那谁有没有不喜欢我。所以后来我在做小说素材调度的时候，我在一个空间呆过后，我只要打开机器，人们不会知道他们今晚可能就到了我的小说里。
写小说这件事给人最大的回馈与奖赏，在写的时候就已经给你了。某个下午我在咖啡屋写下一段，好像是写《匡超人》或《西夏》时，我觉得这段如果马尔克斯思写都没我写得好。写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那种爽比一次极致的性爱或吸毒什么的都要爽，爽到爆！那么这超幸福的一刻，就是上帝宠爱我宠到爆了。
“我们处在一个恐怖、纷乱、绝望的时代”
中国古代的文人一定有一套东西，来对抗那个黑暗、绝望、疯狂的时代。我们现在会觉得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恐怖、纷乱、绝望的时代，然而魏晋之后，或者晚明、清末，整个家国崩坏，北方被屠杀殆尽……
这也就如同西方，后来会出现很多悲惨、恐怖的小说，就是因为欧洲在高度的文明中，竟糊里糊涂发生一战，然后又过了四年发生二战，这都是非常恐怖的死亡场面。茨维格的《昨日的世界》中，是一个多么辉煌文明的殿堂，之后竟然整个被毁灭，而那毁灭到现在还在继续，比如现在的土耳其和叙利亚。
再回看中国历代，还是有人可以写出《快雪时晴帖》、写出《陶庵梦忆》，还是可以像吴昌硕、齐白石他们，把那种崩溃的心灵魂魄刻在印石上。然而这整个文化已经在晚清时被西方崩解，继而一片一片糜烂，一定有很多城市的流民，一定有非常恐怖的场景……但他们在黑暗的时候，还是可以在艺术上，找到一种心灵尚美的可能，即使过了几百年、上千年，人们读到或者看到，还是会热泪盈眶。
那么我就想用这个来砥砺自己，如果 100 年后的人有拿到我的作品，可他却不能感受到那个美，那种在黑暗、在一种被诅咒的困境里，这个人还想办法创造出一种人类可能拔高的美的可能，其实就是不行。
“诺贝尔奖跟畅销书有什么关系？”
我猜现在大陆的年轻人，玩音乐的人很多，网红当然会更多，因为这些是看得见的发光的事情。可是在网络之前的时代，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是大出版时代。小说家在某个时期，就是人类全部文明最强势的展演者。
那时会有各样的 B 咖小说家、C 咖小说家，他们写一些罗曼史，可能会很畅销，但到最后会有一个教皇或者皇帝，这可能就是福克纳、可能就是波拉尼奥、可能就是博尔赫斯、可能就是鲁西迪，也可能是奈保尔。
这一切大约就在近 30 年里结束了。30 年后，如果还有诺贝尔文学奖，而且现存的一些世界性的小说家都不在了，它会颁给谁？可能会颁给 J.K.罗琳，或者村上春树？可如果我们回看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川端或者芥川，你会觉得诺贝尔奖跟畅销书有个屁关系。最后比起只会繁殖故事的小说家，这些人才是更好的小说家。
鲁迅就是位了不起的小说家，而且我们到生命的最后还可以重读，他的几个短篇完全不输日本最顶尖的小说家。台湾解严后，同个时期我们也在看莫言，那时莫言大概才 30 出头，就写出了《红高粱》的天才之作。
当时阿城、王安忆、韩少功……我读了很多，我很想学这种想象中的中国语言，后来才知道这不是中国语言，而是共和国的语言，是他们下放才经历到的东西。
也只是因为一个疯狂的念头，上亿人被下放到农村去做人类学观察。然后就只有这不到 100 人，他们没上过学，他们的青春最感性，他们最有天赋，他们跟世界联系方法就书写。他们却又那么懂各种牲口的差别、各种谷麦的分辨、节气的变化、土地的知识、生与死……天地间几千年来农民就是这么生活，可知识分子都是远距离看山水，只有 50 年代这些小说家才真正置身其中。
而且他们也刚好碰到整个国家的上升时期，全世界当时对大陆非常好奇。文革结束后到改革开放，整个文学氛围比较放松的，所以他们可以任意挥洒、写长篇，然后接着又被确定为国家级作家，所以他们在中年时就已有所成就。
“作品是有灵魂的，作品会回头看你”
西方小说家有一个比较稳定或成熟的文学书籍阅读市场，他不一定要被爆卖，也不会被丢到一个再也不会被发现的位置。
在中国，最畅销的收入的缴税榜，竟然是作家，可能大家会产生一种心旌动摇、神驰意淫的感觉。可如果在西方这样很成熟的读书体系里，不会有人觉得莫言应该要与南派三叔比较，或是骆以军需要跟什么网红比较，西方会有足够稳定的一个阅读市场，作者很稳定，他的几千名读者也很稳定。
西方作家出现在书店里，也不需要卖嘴皮来耍宝取悦大家，通常读者就是只是听他朗读，因为作家就是写作。而台湾作家出来讨生活都要很会演讲，会跟大家讲文学是什么。其实作家该做的本来就是读写，就像渔夫就该打渔，木匠就该雕刻木头，寿山石的雕刻师就该拿着寿山石雕刻。
现在还有些人会说作家不要多写，这对我来讲就是假的，（就像渔夫）根本没有在打渔，你只是在表演你是很神秘的渔夫。这件事我不以为然，但这可能是在对抗出版的行销运作。那这已经背离了本雅明所说的，作品绝对会有灵魂，当你阅读作品，作品也会回头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