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梁带村芮国遗址的考古发现蜚声海内外，那么陶渠遗址的考古发掘再次刷新了外界对韩城的认知。2020年，韩城有考古人员开始了对陶渠遗址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在出土的铜戈上发现了带有“京”的铭文，基本上确定该遗址与“梁”无关。陶渠遗址考古队队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耿庆刚介绍，发掘前，学者多认为陶渠遗址是春秋时期的梁国遗址。从2020年5月开始，陕西省考古人员对陶渠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重点对墓葬区进行了发掘。结合文献等记载，考古人员判断陶渠遗址应该是两周之际“京”国的遗存，是西周晚期王室重臣京氏一族的封邑所在。通过墓葬规模、附属车马坑以及墓道内埋葬整车马的现象，考古人员判断这8座“甲”字形大墓的墓主有可能是“京”国的国君及其夫人。
考古发掘揭示两千多年前历史真相
陶渠遗址位于韩城市芝阳镇陶渠村东北、西赵庄村西，跨芝水河南北两岸，在古代为战略要地。在20世纪80年代，该遗址被发现，在《韩城市文物志》中公布，其被称为西赵庄遗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更名为“陶渠遗址与陶渠墓群”。
2020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韩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开始对该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通经过两年多的工作，考古人员基本摸清了陶渠遗址的年代、布局、结构、内涵等。陶渠遗址两周时期遗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遗址北部以东西向壕沟为界，有高等级居址区、普通居址区、大型墓葬区、中小型墓葬区等区域。
让人欣喜的是陶渠遗址发现了8座“甲”字型形大墓。M16为其中规模最大者，它全长36.6米，墓道长28.5米、宽3.8-米至4米，墓室长8.1米、宽6米，深约9米。M31全长32.7米，墓道长25.3米、宽3.6-米至3.8米，墓室长7.4米、宽6.1米，深8.8米。在长度上超过了梁带村芮国遗址的芮桓公墓道。特别是在墓室内发现的仅次于天子数量的七座车马坑和六鸾配置等，代表这里是一个高等级的封邑墓群。陶渠遗址的大墓虽然被盗，但考古工作者人员从出土文物上依旧取得了不少收获，比如“甲”字型形大墓，一般代表是墓主人身份高贵的象征，墓道里有车马埋葬、殉人证据、悬鱼、玉覆面、铜鱼等。
在发掘完成的7座“甲”字形大墓以及车马坑K1的填土中发现有板瓦、筒瓦、陶器残片等，M26、M28、M29、K1等填土中还发现有原始瓷片、骨器、制骨废料等，说明在大型墓葬建造之前，此区域或是高等级居址区、制骨作坊等。
在陶渠遗址的15座秦墓中共出土器物86件（组），有陶器、铜器、铁器和石器。另外，在陶渠遗址中发现的秦墓随葬陶器上多见“夏亭”“夏市”等戳印（韩城秦汉称“夏阳”），其应为夏阳县市、亭之戳记。陶渠秦墓土洞墓墓道宽于墓室，随葬器物包括釜、甑、盆、罐、茧形壶、蒜头壶等陶器和铁釜、铜镜等，陶器以釜、甑、盆、罐组合，或出茧形壶和蒜头壶，不见西安地区秦墓常见的鼎、盒、壶等仿铜陶礼器组合，这可能与韩城地区处于关中边缘地带有关；随葬器物多见铁釜和陶甑的组合，铁釜的比例远大于西安地区，或与韩城地区丰富的铁矿资源有关。
综合墓葬的年代、葬制葬俗以及“京”字铭文等，考古人员初步判断陶渠遗址的性质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京”邑。从多个证据上来看，陶渠“甲”字型形大墓与“京”邑有关。在陶渠遗址出土的一件铜戈上发现了带有“京”的铭文，根据陶渠大墓被盗情况以及近20年大量带有“京”的铭文的器物出现，专家判断可能都与陶渠遗址中的文物被盗有关。这些迹象都为陶渠遗址的历史定位提供了佐证。
“京芮国”邑的陶渠遗址可能为之后“京师”再现
据清华简·《系年》记载，“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周平王是在“京师”继天子位的，后来才东迁到洛阳。那么，作为“京”邑的陶渠遗址和“京师”有没有关系呢？陶渠遗址考古队队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耿庆刚介绍，关于“京师”的地理位置有很多种说法，根据陶渠遗址发掘现场揭示的历史事实，专家结合地理方位推断，“京师”很有可能就在陶渠这个地方。
耿庆刚介绍，“京”氏邑是两周之际为数不多、可确定的畿内封邑。“邑”字初见于商代甲骨文，代表示城市，上古时，国都也称作邑。那么，陶渠遗址的“京”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封邑？作为西周晚期王室重臣的“京”氏一族，他们和秦同源，都是“嬴”姓，源自东方，经过屡次迁徙后被周王朝分封到陶渠，西周金文中“京夷”和“秦夷”等并称，经过屡次迁徙后被周王朝分封到陶渠。
《竹书纪年》记载中有“芮人乘（偷袭）京”的记载，此时，“芮”在韩城梁带村，距陶渠遗址直线距离22公里，进一步证实陶渠遗址为“京”邑的合理性。
从史料记载看，周幽王死后，周王室内部发生分裂，天子位缺位9年。最后周平王在晋侯、秦人及其他诸侯的协助下，拥立成为天子。在陶渠之地立为天子位。陶渠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让尘封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原貌徐徐展现。
考古人员在以陶渠遗址为中心的芝水河两岸进行的大规模调查中，发现两周时期聚落遗址多处，并新发现了龙山晚期（夏时期）的陶渠南遗址、商代的西赵庄遗址、东周时期的三甲遗址、大鹏村战国魏时期遗存以及秦汉时期墓地，出土了大量金器、陶器、铜器、玉器等。特别是陶渠南遗址（发现白灰面房址）、商代的西赵庄遗址（面积6万平方米，发现灰坑及400余件陶片、陶鬲等），填补了韩城夏商时期的遗址空白，将韩城的文明史向前又推移了千年，让韩城历史从旧石器、新石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商、周（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汉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序列。
韩城凭借因地处秦晋交界处，成为历史上这里是秦、晋、魏等大国之间的博弈区和军事缓冲地带，战略位置突出，韩城曾经被秦、晋、魏等大国先后占领，在韩城及周边活跃。战国时，秦、魏两国争战，魏国在韩城南修建有了魏长城，两国先后夺取繁庞城、籍姑城。韩城，还是西周韩侯国、梁伯国、北芮国所在地，陶渠“京”国的发现，又为韩城地下考古增添了无限魅力。
陶渠遗址是关中地区两周之际为数不多的畿内封邑遗址，对研究周代的分封制、“夷夏融合”等问题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陶渠遗址的考古发掘还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相关工作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