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主似乎特别青睐宝鸡，你看她，把秦岭置于宝鸡南麓，西与甘肃接壤，座东向西一路突兀崎岖而下，扯起一道天然屏障，把南北气候分界线的坐标竖立在宝鸡。秦岭主峰太白山海拔3767米，直刺青天，高耸入云，关中八景之一的“太白积雪六月天”，以其无穷的魅力为宝鸡增添了无穷色彩。她又把黄土高原铺展至宝鸡北边，与陇原千山丘陵连成一气。秦岭和黄土高原中间，她留出一条川谷，让渭河在此缓解从青藏高原一路奔腾而来却无暇顾及歇息的疲累，养精蓄锐后顺风顺水而下，带着三秦儿女的祝福向着黄河的怀抱奔去。沿渭河流域便是流金淌银的八百里秦川，也称关中平原。宝鸡，犹如镶嵌在关中平原西端的明珠，自古以来就是三秦大地通往西南西北的门户，有“关中锁钥”之称。
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确切地说她是三秦大地的母亲河，她三分之二的流程与关中平原携手而行。据有关资料考证和研究表明，渭河可能就是古黄河。如是这样的话，这又是造物主的良苦用心了。果然，翻检人类发展史，自从地球上有了生命特别是人类出现以后，我们祖先就选中了宝鸡。这里，山、川、原层次分明，错落有致；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源丰富，草木繁茂，十分适宜人类生存发展。再者，这里南北屏障，西窄东宽，渭水中流，地势低平，不论是遇到天灾人祸，还是战争侵略，都可以充分利用地型地貌保护自己，做到进退自如，趋利避害。这大约就是宝地的风脉灵气了！渭河在这里惬意地舒展她的腰肢，就像躺在大地早已准备好的摇篮里，却给宝鸡开辟出一处小小的盆地来，形若簸箕，背西向东。而且渭河在这里汇集了千河、清姜河、金陵河、伐鱼河、蒙峪河、石头河、雍水河等支流，使之更加波澜壮阔，更加大气磅礴。
人类依靠地球生存，用双手创造出五彩缤纷的生活，使得地球上到处都留下了人类活动的足迹。人类生存固然以物质生产为主，但为了子孙万代兴旺发达，为了在祖宗生存基础上不断前进不断提高，以各种方式留下极其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承，以使后世在更高起点上发展壮大。有了记载，便有了历史和文化，就把人类生存发展的过程直接联系起来。人类在那里出现并活动得越早，那里的人文积淀就越深厚，也可以说对人类的贡献就越大，证明人类生存发展的轨迹就越深刻。有鉴于此，宝鸡被称为“中华根与本”（文怀沙先生语）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你看，早在六七千年前我们的人文始祖炎帝神农氏，就诞生在秦岭北麓的姜水河畔，随着部族不断繁衍发展，后依傍宝鸡地势择高而居，于是，北首岭就成了他们栖息的理想之地。7100多年的历史积淀永远定格在这里，一部人类地书埋藏在这里，成为华夏儿女瞻拜的圣地（近日，北首岭遗址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宝鸡，神农炎帝完成了跨越式的飞跃，他发明耒耜，教民耕嫁；他发明医药，为民疗疾；他创立太阳市，倡导交易；他还织麻制陶，制作音律。后因为民治病，亲尝百草，一日中毒70余次而身亡，被葬埋在市区南郊天台山，山上有神农寝骨洞，供后人祭祀。传世的中草药宝典——《神农本草经》，是后人在炎帝尝百草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神农炎帝为人类生存发展做出了划时代意义的卓越贡献。有了农业，人类就有了衣食保证；人类有了医药，就有了健康保证；人类有了市场，就有了交易交往交流。这就是炎帝文化，就是炎帝文明。论起来，我们称炎帝是市场经济的始祖也是恰如其分的。所以炎帝被尊为“农业之神”、“医药之神”、“太阳之神”，“神”在这里就是崇拜之意，也有“根”和“源”之意。于是，他与黄帝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今天，我们祭祀炎帝，不仅是感情崇拜的驱使，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继承发扬炎帝的创业精神和奉献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细细研究思考，创业精神实际就是解决人自然的关系；奉献精神实际就是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更进一步说，与我们今天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是何其相似乃尔！骄傲啊，宝鸡；自豪啊，宝鸡！如今有多少海内外炎黄子孙向往着到宝鸡寻根问祖呢！市中心区的炎帝祠和南郊常羊山的炎帝陵已经成为华夏儿女寻根问祖的圣地。每当“清明节”和“炎帝节”到来，海内外炎黄子孙聚集在炎帝陵前，他们虔诚地行三鞠躬礼，敬献花蓝时，气氛的静谧，表情的凝重，足以看出文化血脉的伟大和力量了。
历史的前进，越来越说明这块宝地的脉气之旺盛。历史过去了3000多年，周部族在古公带领下，越过梁山，从今天的旬邑、彬县一带迁居岐山周原脚下，开始了新的创业。这里，北有千山屏障，阻挡着戎狄部落的侵扰；南有广袤的平原，一马平川，土质肥沃，气候温和，水草丰茂，使周人从此得以安居乐业。《诗经》中赞美说，周原是一块肥美的地方，“堇荼如饴”，是说连这里生长的带有苦味的野菜，也变得甘甜可口。可见，周人是多么钟情他们选择的这块栖身之处呢！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经过古公、季厉、文王三世苦心经营约100多年，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终于以周原为根据地，以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组织起浩浩荡荡的义军队伍，一举推翻了殷纣王朝的统治，建立起西周王朝。公元前1046年，当周武王组织义军伐纣之时，如《诗经》中所称“凤凰鸣矣，于彼高岗”，凤凰是古人崇拜的吉祥鸟，它鸣叫的地方就是现在周公庙区的“凤鸣岗”。“凤鸣岐山”的典故因此而来。一部《封神演义》的神话小说，流传很广，加之电视剧《封神榜》的传播和歌舞剧《凤鸣岐山》的上演，使人们对周纣交兵而以周人胜利结束的故事耳熟能详。日本有一个岐阜市，就取自岐山的意思，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岐阜市与岐山县结为友好城市。从这件事中足以看出，日本人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都在岐山出生）等人的崇拜，对岐山周原的向往。“岐山”，就是指现在岐山县京当乡境内的“箭括岭”，“其山两岐”，即两个山头对峙中形成一个豁口。通常形容丰年用“麦秀两岐”的成语由此演绎而来，取自吉祥之意。故而，宝鸡东北部的岐山、扶风一带，一直被视为周室发祥的圣地。从周文王时，周人势力日渐扩大，并把都城向丰镐一代迁移；灭商后周公就着手营建东都洛阳。后来，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阳。其间，循踪可以看出周人起始的过程。东周从周平王东迁就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周人把洛阳称“成周”，把丰镐称“宗周”，岐山一带渐渐变为宗室祭祀之地，成为“岐周”。至于这里的历史遗存，自西汉以来不断有青铜宝器出土。农民在田地劳动，真是可以“一镢头挖个鼎”的，这已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许多文物就是农民在田间劳动时首先发现，然后献给国家的。远的不说，2003年元月19日，眉县杨家村农民王宁贤等六人挖土时，就挖出了轰动一时的青铜器窖藏，出土了27件批珍贵文物。近日，杨家村窖藏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周原这块宝地上，许多农民挖宝献宝的事迹感动了北京的官员和考古界专家，也感动了新闻记者。为了给他们留下纪念，宝鸡日报总编辑吕向阳经过深入细致然而也是艰难的采访，克服了难以预想的困难和曲折，挖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以深厚的思想感情，拿起充满激情的笔，写出了《三十六个挖宝人的命运》的报告文学，全方位地记述了他们的感人事迹，以及他们面临的种种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喜怒哀乐。这可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也对那些挖宝人是一个交代一个安慰，然而更重要的是唤起人们的爱宝护宝的意识和责任。对于后代人来说，当他们在欣赏乃之研究这些珍宝时，也不会忘记曾经为挖宝献宝做出过贡献甚至遭受种种磨难的人，就会更加珍惜祖先留下的无价之宝，而增加一些历史责任感。至今，在宝鸡这块宝地上，出土了多少青铜宝器，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也难以说得清楚，但是有名的器物如毛公鼎、大盂鼎、小盂鼎、虢季子白盘、史墙盘、何尊、牛尊等，知名度很高，文史价值极大。尤其是有497个铭文的毛公鼎，是迄今出土青铜器铭文字数最多经历最为曲折的宝物，充满着传奇色彩，现陈列在台北博物馆。同时，这里不断有甲骨文出土，所记载的历史事实，有的验证了《史记》的真实，有的填补了历史典籍空白。次后随着董家窖藏、庄白窖藏、杨家村窖藏珍宝（最近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出土和周原（凤雏）遗址、召陈遗址、周公庙（凤凰山）遗址的发现挖掘（近日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出土的大量文物实据，为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因此，作为“青铜器之乡”的宝鸡，就更被海内外炎黄子孙所向往。
说到西周，那真是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周人不仅把农业文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有青铜文化的重大创造，更有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姬旦等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在创建奴隶制社会过程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周文王为开一代风气的人，他在被商纣王囚禁期间所推演的《周易》，是我国哲学的开山之作，被视为“群经之首”。“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故事，就成为后世身处逆境奋发自强的经典和欲担当天下大任的必修课，被代代传颂。周文王访贤的故事则是开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先河，成为历来称诵的经典。他的“泽及枯骨”的故事更让人感到他宽厚仁慈，爱戴百姓的情怀，与殷纣王残害百姓，暴虐黎民形成鲜明对照，也就不难理解周兴商灭的原因了。周公姬旦“制礼作乐”，“礼乐”文明实际上是儒家学说的源头活水，他在辅佐成王摄政期间，礼贤下士，“一饭三吐脯，一沐三握发”，树立了一代贤相的风范。尽管当时流言诬陷周公有“野心”，他没有被流言所吓退，一如既往，必恭必敬，忠心耿耿，后来，成王长大，能独立理事，周公遂还政于成王。这就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的故事。周公实际上是被历史学家称颂的“成康之治”开明盛世的奠基者。孔老夫子继承发展了周公的思想，把儒家学说提高到系统理论的状态。但他丝毫没有忘记周公的贡献，公开打出“吾从周”的旗子，一直把周公当做他尊崇的老师。针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为了使周礼能够继续维持天下的秩序，他大声疾呼，四处游说，为“克己复礼”疲于奔命，他认为“天下克己复礼为仁”，这个“仁”字其实是儒学的核心。后来，因为他西行未能到秦地（周原）而遗憾，只有在梦里与周公学习交流，倾诉衷肠。这就是有名的“梦见周公”典故的来历。他的学生、七十二贤人之一的燕汲，回到千阳办学，继承他的学说，传播他的思想。燕汲每当想念他的时候，就站在一个较高的土台上向东望去，以表示对老师的思念。这就是有名的“燕汲望鲁”的故事。千阳县城有“望鲁台”遗址，成为后世尊师爱教的象征。还有召（shao）公也是一代圣人，他谦恭下士，体察民情，岐山城南刘家塬村，有一珍贵的甘棠树，据说当年召公巡访到此，在甘棠树下料理讼事，为民伸张正义，累了就在树下休息。人们为了纪念这件事，把它精心保护进行祭祀，以怀念召公恩惠。这就是有名的“甘棠遗爱”的历史典故。《诗经•甘棠》篇对此作了歌颂性记叙。所以，人们常说，岐山（周原）是出了圣人的地方。圣人就指的是文王、武王、周公，还有姜子牙也是其中之一。位于秦岭南麓蟠溪沟的姜子牙钓鱼台，是一处历史名地，三面环山，层峦叠嶂，雄浑巍峨中怀抱一处洼地，环境幽静，山清水秀，宜于隐居而蕴藏着灵气，一根钓秆一顶斗笠一块跪石一汪清水一个故事，给这里的山水注入了灵魂。这里就是著名的“文王访贤”故事发生地，也是尊重人才，求贤若渴经典的起源处。直竿钓鱼，“愿者上钩”、“大的不到小的到”，“你（周文王拉车）拉我八百零八步，我（姜子牙）保你周室八百零八年”（西周和东周合起来刚巧808年）的传说，为钓鱼台撒下一层层迷雾，平添了神秘的色彩。因此，许多著名专家学者认为，研究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哲学史，追根溯源是一点也绕不过宝鸡这一块热土的，是绕不过周文王、周公所创造的周礼文化的。诚如文怀沙先生所言，至21世纪，凡治文史者不熟谙“宝学”（即宝鸡之学），“决非饱学之士”（引自文怀沙《中华根与本》）。
周以后到了秦代，秦人从陇地迁徙凤翔，实际上是秦襄公因为护驾有功，被周平王封赏，得天时、地利迅速发展起来的。周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周人多年经营所建立的基础，加上秦人的自强自立的坚强性格，以至在宝鸡建都四处，即千城、千渭之会、平阳、雍城。仅在雍城创业建都达294年之久，“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其间经历了秦孝公时的“商鞅变法”，使得秦国越来越强大。后来他们从这里走出去，带着在雍地长期积蓄养成的气势和霸气，最终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座落在凤翔县南的秦公大墓，向人们展示着秦人的赫赫基业。这里还埋藏着秦人制陶的作坊，是秦兵马俑的前期制作地，也就是说，先有雍城后有咸阳，以及现在令人惊讶的秦兵马俑。周朝后期的战国年代，天下逐渐形成了“七雄”，即：齐、楚、燕、韩、赵、魏、秦，秦的迅速发展壮大，有了统一天下的打算；其他六国也明显感到秦人对他们的威胁。于是，就有了“合纵连横”的外交争斗，出现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张仪。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秦始皇建立的封建帝制的影响，实际上长达近二千年之久，也就是说秦以后的朝朝代代沿袭了秦人的文化创造和制度文化，或者是随着统治的需要，大不了作出一些环节上的调整，或者改头换面罢了。别的不谈，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在宝鸡设立陈仓等七县，是我国设县建制的先河，至今仍然沿用这一体制。可见，秦朝对中国历史影响该有多么大啊！我们不能简单去割断历史已经形成的每一个环节，因为社会发展有它自身规律，规律就是科学，就是真理，不是今天的人一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尊重历史，就是尊重规律，就是尊重祖宗创造的物质和文化的劳动成果。
陕西是黄河流域重要的地区，宝鸡又处于渭河的中上游，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这是因为我们称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而炎黄的起始地都与宝鸡直接联系。说确切些炎黄是从宝鸡走出去的，这有着可靠的历史记载，《史记》中说，炎帝以“姜水”成，黄帝以“姬水”成。“姜水”“姬水”都在宝鸡境内。郦道元的《水经注》也有着可靠的考证。更有近代著名学者如郭沫若、苏秉琦、邹衡、文怀沙、张岂之、陈连开、何光岳、石兴邦、赵世超等的著述诠释和论文的权威论证。尤其是白寿彝主持主编的国家“十五”重大课题《中国通史》中，对炎黄是从渭河中上游发源做了翔实的说明，用大量典籍和文物依据来作出权威的论证。陕西在历史上有十三代王朝建都，然而，最为辉煌的莫过周秦汉唐时期所创建的文明业绩。这四个朝代有两个从宝鸡起源，即周秦，且周秦在先，汉唐在后。历史学家在研究汉代文化时，常用“汉袭秦制”四字概括，这是恰当不过的。用今天的话说，汉朝用来建立国家体制，实现统治天下的那一套，是从秦人那里学来的。文怀沙先生形象的比喻为“秦”是“汉”的“帽子”。毛泽东曾说：“百代都行秦政法”。人们熟知的萧何的故事是说刘邦进咸阳后，萧何所忙的第一件事就是竭力保护秦朝的文书档案以及形成的制度资料等，以便用来为汉朝所借鉴。为此，萧何成为后世人们称赞的榜样。“萧规曹随”，萧何的接班人曹参也全部继承了这一套，使汉朝的体制稳定的过渡下来。汉朝统一天下，许多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发生在宝鸡境内，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平定三秦等。虽然汉唐以后政治中心东移西安，宝鸡这里仍然是皇帝们眷恋的地方。著名的法门寺当时是皇家寺院，大唐从唐太宗起到唐僖宗，先后有九个皇帝都去过法门寺瞻拜佛指舍利，法门寺一下子成为佛教中心，也就大大弘扬了佛教。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对朝拜佛骨有不同意见，写了一份《论佛骨表》，得罪了皇帝，将刑部侍郎之职降为潮州刺史，并被逐出长安，贬发岭南。1987年，法门寺地宫之谜终于揭开，唐代佛教文化的辉煌见于天日，出土的七枚佛指舍利和大量珍贵文物，引起世界轰动，被专家誉为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这些年，除了世界各地的佛教界人士远道到法门寺参拜佛指舍利外，还先后多次远赴日本、泰国、新加坡和台湾、香港等地，供佛教界人士瞻拜。进一步弘扬了佛教文化，加强了民间友好往来，同时，也提高了宝鸡的知名度。位于麟游县的九成宫，是隋唐时期皇家的避暑胜地，又是醴泉铭碑和书法瑰宝产生地，留下了光耀古今的文化遗产。说到唐朝，还有一个重大事件与宝鸡密切相关。宝鸡古称陈仓，公元前747年，秦文公曾在现在市区南郊打猎，捕获一只“神鸡”以为“陈宝夫人”立祠祭祀，“陈仓”之名由此而来。历史前进了千年，到唐朝“安史之乱”时，唐肃宗李亨（公元757年）驻跸凤翔（凤翔当时其实是唐朝指挥平乱的中心）闻听“神鸡啼鸣”的故事，遂钦赐“宝鸡”以改换“陈仓”地名，原来的陈仓县改为宝鸡县，至今已有1250年。值得一提的还有汉代名儒马融在绛帐讲学授徒的事情，马融是汉代大学问家，他把儒学发展到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经学”阶段，受他教育的学生大约一千多人。有的幕名远道而来，把儒学带到东边带到各地，也有的后来成为一代大家，如著名学者郑玄等。郑玄“偷经”也是一桩历史轶事，他慕名而来，却不是公开求学（大约是交不起学费），而是在马融讲学时，他悄悄的躲在帐外“偷”听，竟然如此坚持了三年之久，故有“盗学”之不雅。当马融知道此事时，郑玄已经偷偷溜走，马融却高兴地说，经学东渐也！果然，郑玄回去后大力宣扬经学，大大传播了儒家学说。扶风绛帐地名因此而来，马融绛帐的故事被后世称为教育的代名词。尤其经马融设帐讲学传播儒学，使儒学得以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出现一批儒家大家和名家。
此后，政治文化中心转移，但宝鸡这里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有大散关，西北有固关，东南有斜峪关，它们都是天然的屏障。从秦汉到三国时期，这里就发生了多次有名的战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战争范例，是兵法“三十六计”中的经典。再如诸葛亮从成都“六出祁山”北伐，其中就有三次战争发生在宝鸡境内。岐山县南的五丈原，背依秦岭，东、北、西三面环水，地势险要，进退自如，诸葛亮最后一次出兵伐魏，选择这里安营扎寨，以劣势兵力与魏兵鏊战三个多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五丈原留下一代贤相的遗憾，令人惋惜。杜甫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镶嵌在诸葛亮庙献殿壁上岳飞书刻的“前后出师表”四十块青石，不仅是书法珍品，也是他们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交流和倾诉。宋时发生在大散关的和尚原之战，宋朝将领吴阶吴膦兄弟以少量精兵设伏，利用大散关的天然屏障，大败金兀术的十万雄兵，彻底粉碎了金兵南下，企图一举灭宋的气势，大大挫伤了金人的元气，巩固了宋朝的统治。雄伟壮观的大散关真正抵得上千军万马，著名爱国诗人陆游路过大散关时很为抗金胜利而感慨，写下《书愤》一诗，留下了“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名句，是对吴氏兄弟抗击侵略保卫山河壮举的赞颂。诸葛亮在五丈原的伐魏战争虽则只有100多天，却留下许多传奇故事，如人们熟知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等，至今，诸葛亮火烧葫芦峪的地方，还留下一些传奇故事，眉县农民自发出资保护葫芦峪遗址，以纪念这位有名的智慧大师和著名的战略家军事家。值得后世纪念的还有大文豪、一代风流学士苏轼，在凤翔出仕时疏浚东湖，留下许多美文，如《喜雨亭记》、《凌虚台记》等。他疏浚的凤翔东湖后来与他在杭州任上修建的西湖有“姊妹湖”相称。张载是宋代有名的哲学家，他在眉县横渠开办书院，讲解他所开创的“关学”，开一代先圣之风。他所宣扬的哲学思想，是以“气”为物质概念的，与理学纯粹强调儒学的理义，侧重点有所不同，是宋明时期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核心是以人为本，追求天下和谐。最能体现其哲学价值的观点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尤其是张载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我主义特征，他把世界万物都归之为“气”，明确提出事物两端在对立中运动以求发展。可以说张载是最早提出“一分为二”观点和和谐思想的哲学家，在中国哲学史上树立了一个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到了明代，宝鸡的道教有了很大发展，著名人物有道教龙门派创始人邱处机，先在蟠溪一带传播道教，后隐居在陇县龙门洞的青山绿水中七年，与世隔绝，潜心修养，静心悟道。为了磨练他的性格，他每天把一块石头从山头滚下山沟，然后又从沟底一步一步搬上山头，以此来锻炼他的毅力和意志。现在，龙门洞山头有一磨得很光滑的圆型石头，人称“磨性石”，仿佛向游人讲述邱处机当年修炼的故事。经过一番努力省悟，他写下了一系列道教研究文章，可以说经过他的创新，终于把道教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全真教。他还收扶风人马钰为徒，后来马钰成为“全真七子”之一。邱处机是道教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为道教发展传播功不可没。一部《射雕英雄传》的故事，使人们了解了邱处机的事迹，他不仅是道教学说修养极高的一代宗师，而且还是一位武功极高的人，嫉恶如仇，做了许多行侠仗义之事，广泛流传在民间。然而，他为什么要选择宝鸡这块地方？而且确实是宝鸡这块地方成就了他的大业呢？恐怕与宝鸡的人文积淀和自然环境不无关系。也可能与当时政治中心远离宝鸡，相对比较安稳请静适合学习研究的条件有些联系吧！后来，著名的道教奇人张三丰又选中了宝鸡北坡的金台观修行，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金台观就成了宝鸡的象征，其建筑为宝鸡增添了不少色彩。
由于宝鸡优越的地理位置，充当着联结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自古就有“川陕襟喉”之称，又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历史上有名的“秦蜀栈道”、“连云栈道”、“陈仓故道”以及后来的“褒斜栈道”，就谱写着我们的祖先遇山开道遇水架桥的历史。而交通同时又为战争直接服务，也就是说交通文化和战争文化互相依存互相辉映，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诸葛亮六出祁山以及宋时吴阶吴瞵兄弟的大散关保卫战等，都很能证明这一点。再从书法历史看，传说造字的苍颉就是黄帝的大臣，他的纪念地就在岐山县城南五里之远的地方。黄帝时期的医官岐伯，在岐山与黄帝论医而形成的《黄帝内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医学宝典，是医药文化的源头，至今仍然是医学必读之书。所以，也就把从事中医药事业通称为“岐黄之术”。扶风才女苏若兰的《织锦回文》以独特的文字形式演绎了一出委婉凄楚的爱情故事，也创立了“回文”的独特文学形式。从历年出土的文物看，周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石鼓文、九成宫醴泉碑文、五丈原庙内的岳飞书法石刻等，几乎代表了我国书法文化的各个阶段的特点，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尤其是唐代初年，出土于市区石鼓山的20面石鼓及其骝文，记述的是秦人一次盛大猎祭活动，被康有为称为“中华第一古物”（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唐代诗人韩愈为此作了《石鼓歌》，感慨自己出生晚而不能读，面对意秘难晓的文字，只有大泪滂沱。后次，韦应物、苏轼等都有歌咏石鼓的诗作。麟游县的九成宫醴泉碑铭，是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真迹（1979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名碑之一），碑文系欧阳询75岁时书写，笔力刚健，兼有隶意，被誉为唐楷之冠，历来为临募楷书的范本。内容记述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九成宫外，发现泉水的事情。皇帝偶而找着水源，被视为“醴泉”，固然有文人的溢美渲染，然而却也可以看出君臣间的和谐景象，也是对李世民所开创的“贞观之治”的见证。当然，论起来金台观留有张三丰的“瓜皮书”，也有一定的书法欣赏价值。
历史在这块宝地上谱写出了光辉的篇章，更有那些与这块宝地结缘的风云人物以宝鸡为舞台，演出了许多威武生动的活剧，使得这块宝地更加灿烂夺目。从炎帝黄帝起，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召公、姜子牙、苍颉、岐伯、燕汲、秦文公、秦穆公、秦始皇、白起、李淳风（岐山人，他的《乙巳占》是世界上第一部给风定等级的著作）、王焘（医学家）、杨炎、段秀实、马融、马援（他是汉时名将，他的“马革裹尸还”的故事多么悲壮啊！）、李白、苏若兰、诸葛亮、苏轼、陆游等，一个个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名人，足以构成星光灿烂的历史长河。宝鸡又是遐迩闻名的“民间美术之乡”，凤翔的木版年画、泥塑、草编，历史悠久，富有鲜明的乡土气息，做工精细，风格独特，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近日，被确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千阳的刺绣、剪纸，陇县的社火等，都是西秦大地的艺术奇葩。伴随着农业文明而产生的饮食文化，更是西秦人民的杰作，最具代表性的莫过岐山臊子面、岐山锅盔、岐山面皮，凤翔的豆花泡馍，陇州的马蹄酥等，也都各具特色，远近有名。尤其岐山臊子面更具人文意义，具有典型的“亲和”文化含义，她不仅是“周礼”的演化，又被广泛用于民间红白喜事、亲朋团聚、婚丧嫁娶、节日庆宴、祭祀活动等，其中深深蕴藏着情感寄托和吉祥和气的寓意。所谓人杰地灵，唯宝鸡是也！所谓钟灵毓秀，唯宝鸡是也！著名考古专家、历史学家石兴邦先生曾说过，他经过多年对宝鸡历史文化的研究，认为中国历史上早期的三次统一都发生在宝鸡，即炎黄是一次，周人是一次，秦人是一次，为华夏民族融合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啊！宝鸡这块宝地的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真是让人说不够道不完。
茅盾先生早在抗战期间路过宝鸡时说过；“宝鸡有前途”。是的，建国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目前正在发生的新的更大的变化必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毫无疑问，宝鸡将随着历史前进迈出更加坚实有力的步伐。宝鸡人民将闻鸡起舞，奋发有为，开拓创新，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发展和延续宝地的风脉灵气，使之更加灿烂辉煌，更加美丽媚人！对于我们包括我们子孙后代来说，这永远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话题，更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话题。
杨青峰 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