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过年走亲戚，又一次亲身体会乡村的年味。县乡公路、村级水泥路上有各式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在跑，更多的是步行的人，他们大多是一家人走在一起，提着礼品，带着小孩，说说笑笑，高高兴兴地向亲戚家所在的那个村子走着。
亲戚家大都是附近相邻的自然村，一二里地、二三里地的路，并不远。托新农村建设的福，如今村与村之间原来那种土泥路已变成了水泥路，宽阔、平直，下雨天车能走了，人走在上面更感到浑身的舒坦。但这些路，在原来土泥路存在时就是随农田基本建设的要求设计的，是谁设计的，没有人考证，但我认为肯定是解放后才有的。农田一律以“方”为美，便于计算亩数，也便于耕作。路也要以农田建设为先，一律在拐弯处以直角出现，都以东西、南北走向为主。这样一来，村与村之间，有时走直角路会走比过去那种两点之间连线式的斜直路远出一些，费时费力一些。于是，在相邻的自然村之间的麦田里，常常会出现行人用双脚踩踏而出的小路。麦田是秋里旋耕机旋过的，但年年旋掉小路，年年秋冬里又被人们踩踏出来，基本平直，斜插对面的那个村子，在个别地方略有打弯，土泥丁丁路，在阳光下白白亮亮的，成为人们步行必走的捷径，两边有踩踏在泥土里的麦苗露着干枯的根。正象鲁迅先生说的：“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那天走亲戚，也遇到了这样的小路，该走还是不该走？麦田的主人肯定不愿人们开拓这样的路，损失自已的收成，肯定对走这样小路的人恨得不得了。但见前面的走亲戚的行人三三两两地走过去了，没有一点感觉，他们的下意识里或许只有“抄近路”“打截路”“走捷径”，或许他们什么也不想，正想着快点走到亲戚家，见上亲戚，坐上热炕，吃上香饭。“心安理得”的词用在他们身上也许并不合适，但用在我身上也许很合适，我那天当了个从众者，我走在麦田的小路上心里其实还是很不安的，但我还是自己给自己找到理论支撑，心里想：“别人能走，我就能走。”自己壮大了自己的胆，“心安理得”地走过去了。
亲戚家返回时，我又走在了那个麦田里的小路上。我心里不禁又想：是谁第一个在刚耕种过的麦田里留下那并不美好的脚印？是谁第一个沿着那串脚印继续在踩踏下去的？
看过《人与自然》，不难看出动物在寻找食物追逐猎物都会“抄近路”“打截路”“走捷径”，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呢？“抄近路”“打截路”“走捷径”自古到今已经成为一种积习，在周而复始地演绎着各种故事。
送礼如今成了“抄近路”“打截路”“走捷径”，就像麦田里的小路，送礼成风，走这样小路的人塞满道路。有钱者有求于有权者得送礼，小有权者有求于大有权者得送礼，甚至无钱者有求于人哪怕借钱也得送礼。红白喜事是贡献红包的大好时机，逢年过节是搞好慰问的大好时机，甚至连所求之人生病也成了送礼的大好时机。明知道自己这样做无疑是行贿，是壮大当权者的灰色收入，是助长腐败和不正之风，但为了自己所求之事能在所求之人的贵手的轻松拨拉下迎刃而解落到实处，有多少人能理智地管住自己的腿和脚呢？他们大多是不得已而为之，大多数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动送礼的，就像做生意一样，要计算投入与产出，看划得来还是划不来，有时送礼对他们来说是“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他们是作了一次又一次的比较后才作出的决定。即使是送礼后把事办了，送礼者自始自终都在心里诅咒着这个“潜规则”，诅咒收了礼的人，说他们是白眼狼，往往要愤恨不平好长时间。
当权者似乎总在若有若无地在暗示，社会上似乎默认了那种“潜规则”，私下里好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凡办事必须送礼，不送礼啥事也办不成”。人们早已习惯了那种送礼办事的“潜规则”，就像习惯于走麦田里的小路，已经像不在乎农民的收成损失那样不在乎一切了。
麦田里的小路年年被旋耕机旋掉，年年秋冬里季节里又生长出来，麦田主人不能啥也不干成天坐在地头上盯着过往的每个行人，所以那路一直存在着，不以麦田主人的意志为转移，成为麦田主人的心病。送礼之事，天天说要杜绝根治，求得社会公平正义、政治清明仁义，但天天都会有送礼之事，纪检监察人员不可能把每个社会成员天天跟上，像特务似的盯着，所以送礼那个路也一直存在着，不以纪检监察部门的意志为转移，成为纪检监察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心病。
走过了麦田里的那条小路，又走回到村与村之间的那条水泥大路。心里想：走水泥大路虽然远了一些，费时费力一点，但走在上面肯定心里踏实。世间的大路总是正路，汽车、拖拉机、摩托车、行人络绎不绝，总是适合所有人走呀！简直就是金光大道、康庄大道！那样直、那样正！何必放着这样的路不走，却偏偏昧着自己的良心踩踏别人的麦苗去走那么窄那么斜的土泥小路呢？
几天来，我为自己走了麦田里的小路而羞愧，而自责，而忏悔，但不知该为那些送礼者和索礼受礼者说点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