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拦上灰尘E网情深
最近很忙，没有时间更新文章，给大家说声对不起。虽然是军事爱好者，但是也不能只有一面，有很多朋友也希望我的其它文章面世。在这次即将回望西北之际，人生也有更多的感悟，做为西北游的序幕，先介绍一位真正的英雄-女汉子樊锦诗。如果心情愉快，说不定也有游记奉上，当然如果有足够的启动资金，那就责无旁贷，哈哈！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也是唯一的女院长，杭州人，1938年7月出生于北京。著名敦煌学家、石窟考古专家、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家。1963年9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面对北京与上海的选择，樊锦诗毅然选择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镇，一来敦煌就再也没有离开（2015她退休后，担任敦煌研究院荣誉院长，家就在上海，现在会在敦煌和上海之间奔波）。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有“敦煌的女儿”之美誉。主要致力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
有这样优美名字的人，一定就不是俗人，樊锦诗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家道小康，父亲是个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曾在北京大学当过两年讲师。父亲对艺术的喜爱也感染了她。小时候的樊锦诗不爱说话，最大的快乐就是去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
1958年，20岁的樊锦诗考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考古学家阎文儒教授的“石窟艺术”课是樊锦诗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大学里，樊锦诗就特别关注光彩夺目的莫高窟，热烈地向往着敦煌的神秘宝藏。1962年的一次实习机会，使她得以来到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站在莫高窟前，她立刻被深深打动，全然忘记了身外的茫茫的荒漠，忘记了用马厩改建的简陋宿舍，忘记了苦涩、令人腹泻的饮用河水。“一见钟情”的她钻进冰凉孤寂的莫高窟，终于有一天，她因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而出现了全身浮肿，晕倒在洞窟里……
1963年她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如愿进入了敦煌文物研究所”，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干燥，湿度经常就是百分之几到20几，南方基本都在70~90%，风沙大），但当她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里之后，才确切地知道了什么叫“反差”：交通很不便利，樊锦诗自述从敦煌城区到莫高窟时，拦不到一辆过路车，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
樊锦诗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和其他几位同事撰写敦煌第一部考古调查报告。3年后草稿刚刚完成，就受到文革影响，每天都是开会、劳动、大批判，她也曾经想离开，只是“文革”期间不让调动，经过人生的长期沉淀，才让她最终将这里做为终生的事业场所。
她的丈夫彭金章，是她大学同学，两人在大学相恋，毕业后被分到在武汉大学，按照两人的最初约定，樊锦诗在敦煌待3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满足自己的心愿就去武汉成家。可是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但是樊锦诗已经不愿意离开了，1967年，两人结婚后，一直分居。
1965年两人合照
1968年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临产前3天，樊锦诗还挺着大肚子摘棉花。当时敦煌条件太差，准备到武汉去生。樊锦诗的母亲、姐姐准备了很多婴儿用品，彭金章的母亲从老家也带着红枣、小米、鸡蛋等到了武汉，等着樊锦诗回来。可是，樊锦诗却因为忙不能离开敦煌。彭金章只好挑着东西反复倒车，等他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个星期了，光着屁股什么都没穿。孩子未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间隙回去喂点吃的。好几次跨进屋门，孩子已从床上摔下来，屎尿、鼻涕、眼泪弄得满手、满脸、满身都是，小衣服被扯开了，小手小脚冰凉，嗓子也哭哑了。情急之下，樊锦诗就用绳子把孩子拴在床上，一直拴了7个月，1973年，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二儿子出生后彭金章把他托给河北农村的姐姐照顾。一次，樊锦诗去接5岁的儿子时，猛地看见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傻乎乎”站在门背后。当时，她还没反应过来便直接进门了。这时，彭金章的大姐说：“你没见你儿？”于是，樊锦诗便猜到了是刚才旁边那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大姐笑着问：“你都不认识你儿了？”樊锦诗说自己真的不认识了，孩子也不认识她，把她忘了。在大姐的一再引导下，那个娃娃才勉强地叫了一声“妈”。樊锦诗的眼泪一下子止不住刷刷地流了下来。
这样她们一家人就变成了在三或四地生活，敦煌、武汉、上海（樊父母家）、河北（彭老家）。没有办法事业可以在各地， 但是教育还是上海好！毕竟经济落后的地方是很难产生高级知识分子的，而做这些别人不做的傻事的人却需要用知识武装头脑。两人长期拉锯，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樊锦诗不依，她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来敦煌？武汉大学到敦煌要人3次，敦煌以礼相待，也到武汉大学要人3次，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1977年，樊锦诗开始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自此，一个全新的任务摆在她面前，即如何从一个考古业务人员转变为一个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行业能手。这下担子更重了，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最终“投降”了。1986年，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在结婚21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彭金章到了敦煌后，放弃了自己的商周考古事业，重拾的是跟自己原来完全没有关系的考古方向，樊锦诗安排由他主持莫高窟北区遗址的发掘工作。由于洞窟积尘都是成百上千年积下来的，发掘完一个洞窟后，彭金章就成了泥人，“眉毛眼睛上都是灰土，口罩一天换几个都是黑的，咳个痰是黑的……”就是这样，8年里，他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洞窟里的每一寸沙土，彭金章笑言自己“当时就像一个民工头”！正是这种执著，让他研究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的，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至735个。
158窟涅槃佛
敦煌研究院先后的四位院长，每个人的专业是不一样的，樊的工作是考古，她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结合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碑铭和敦煌文献，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等论文，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她还与人合作撰写《莫高窟290窟佛传内容考释》，运用图像学方法，考证了莫高窟290窟窟顶佛传故事题材和内容，纠正了以往对该壁画的错误定名；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灿若星河的敦煌艺术让她如痴如醉。
432窟菩萨像（复制）
1998年，整整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上任伊始，她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但是她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相让，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说：“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
61窟五台山（复制）
1979年，敦煌正式对外开放，1984年游客突破10万人次，1998年突破20万人次，2006年突破50万人次，2017年突破900万人次。但是莫高窟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文物保护与开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而科学的测算结果表明，合理的游客承载量应该是每天2900多人。即使一天有2000名游客、25人一批，每个洞窟就要接纳80批游客，每批游客在洞窟中呆8分钟，一个洞窟每天的开放时间就是8小时。游客的增多打破了洞窟原来恒定的小气候环境，试验监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而现在每天都是预约6000张门票，超过的就只能买应急票（隔天1次，一共12000张）。
17窟-藏经洞
樊锦诗积极探索旅游人数大量增加与石窟保护之间矛盾的解决办法，在技术充分发达的今天搞出了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数字化敦煌，2006年，敦煌研究院成立了专门从事研发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的部门。所谓“数字敦煌”，一是将数字技术引入遗产保护，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二是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樊锦诗说，“莫高窟在一天天变老，100年前人们看到的莫高窟和现在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这个工作也可以说是‘与大自然赛跑’。这不但可以永久地记录下敦煌，而且通过先进技术打造的游客中心，我们将有可能吸引游客更多地停留在洞外参观，观赏效果却更好。这样既减少了洞窟的压力，也达到了保护洞窟、传承文明的目的。”
现在参观敦煌，都是在数字展示中心先看2个数字电影，有了充分了解后，再做摆渡车走13公里，到莫高窟，预约票可以看8个库（旺季），应急票只能看4个库（还没有电影看），为什么要搞这么远，主要是防止各种人类活动对洞窟的干扰，太多现代的东西，比如现代建筑、商店等挤进来，破坏了遗产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敦煌莫高窟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专业，附属设施远离石窟景区。现在的莫高窟崖顶、窟前设立了3个全自动气象站，对区域环境中的温度、湿度、风速、日照、降雨量等环境要素连续监测，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基础环境数据。而且每个洞里也都有监测系统，洞里面的情况变化都是以数据说话，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刻采取应对措施。
央视记者采访樊锦诗
她获得了很多荣誉，笔者就不介绍了。只提一件事，上海沪剧院，历时整整五年打造了原创大型沪剧《敦煌女儿》，在2018年5月23日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试首演，沪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茅善玉在剧中扮演了青年、中年、老年不同年龄段的樊锦诗，从25岁演到80岁，向樊老致敬 。
《敦煌女儿》剧照
樊锦诗在剧场
樊锦诗也经常回到上海宣传介绍莫高窟，世博会时就展览了10件珍宝，还复制了3个洞窟。2015年底在浦东喜马拉雅美术馆的“敦煌：生灵的歌”展览将敦煌石窟复制到上海，樊锦诗也做客“上图讲座·大家讲坛”，为读者讲解“敦煌莫高窟及其文化价值”。笔者虽然没有到场聆听，但是还是到喜马拉雅美术馆观看了8个复制窟，真是震撼，即感受到古人的执着和伟大，又慨叹几代敦煌人的付出和现代科技的力量。
如今的敦煌研究院非常牛逼，将甘肃省境内的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这两个石窟笔者去过）、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千佛洞文物保护研究所等5个石窟全部打包管理，而且是全国各地壁画保护的旗舰级单位。笔者去过的正定隆兴寺有座摩尼殿集多种艺术于一身。里面的壁画为明代作品，现存约400平方米，就是敦煌研究院帮助修复的。
最后总结，热爱工作非常重要，如果能和兴趣结合就更好了，樊锦诗就是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