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陕西日报社做记者工作。记者这个职业，在外界的人看来，也挺风光的。可是，“一家知不到一家难”，办啥事儿跟“记者”的名声成很大反差。一天，我的表弟找到我，他火烧火燎的眨巴着大眼睛，一见我话语就直奔主题：“你快给兄弟买一辆自行车，飞鸽、永久、红旗都行，买不下，我儿子的媳妇就没向了。“我说：“你儿子今年结婚，今年如果买不下自行车，结婚后买行不？”表弟格巴着大眼睛说：“不行呀，媒人去把话都说尽了，人家要‘三转一响’，缝纫机我托人寻情钻眼买下了，收音机也买下了，可就是自行车买不到，那女子就不领结婚证。不领结婚证，结婚的日子就没法看。”我的表弟小我两岁，是个木匠，在我的眼里，他是我家的功臣。1976年，我家盖房子，没钱雇请木匠，我就给表弟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过了半月我回到家里，表弟如期领着两个徒弟，背着锯子斧子等来到我的家里。当时正是七月流火的时节，表弟哪管天热日头晒，放下工具就在我家门前的地上丈量木料，画图算计，扯扯锉锉。我买了个西瓜杀开端到他们面前。他却说：“大哥，我们是自己人，你花那钱做啥？”房子盖了20多天，他天天挥汗如雨，汗珠在他的额头、胸脯下聚集、滚落。下午，他站在房顶上瓦房时，房顶的斜坡跟西斜的太阳成直线，那个晒哟，令我不无担忧。当时，我在心里说：我的表弟真好呀，他这么无私的帮助我，我以后一定得报答他。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和他都肚子饿了，我们的面前放着一个馍，我会毫不犹豫的让他吃，我宁愿饿着。而现在，表弟突然降临到我的面前，求我帮他买辆自行车，我能说办不到吗？
我们报社的对面，就是当时在西安市颇为豪华的西安友谊商店。那里边放着两排锃亮的各式自行车。我和表弟去看了。但那时要买自行车是要购票才能买的呀？自行车购票从哪儿来，谁发的，发到哪儿去了？我回单位问报社行政处。处长笑说：“去年年初发了一张，年末发了一张，都叫印刷厂的老工人拿去了，情形和你说的一样，都是子女结婚着急要的。今年发没发购车票，我不知道。”
那天我陪我的表弟吃午饭时，两个人都蔫蔫的，谁也没有说话。我的心里挺难受。饭毕，我的表弟说：“大哥，你在省上捉事儿，做记者，在咱那儿瞎好有点名气，没想到你连一张自行车票都弄不下。钱我都带来了，原来想，我今天会骑着一辆新轰轰的自行车回家的……”我愧得抬不起头，心里在说：“我的好表弟，哥对不起你！”
第二年春天，报社派我去安康地区驻记者站。一天，安康地区五金交电商店给记者站发了一张请柬，请我们去参加并报道会议。我去了。散会时，主持会议的同志说：“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是千方百计组织货源，支援春耕生产。从化肥、农药、镢头锨到自行车、架子车轮子等，哪怕挣断腰带，都要组织得比往年多一点。”散会时，主持人给我们每个参加会议的记者，发了一张自行车购票。购票上写着“红旗牌自行车一辆”。
我想不到，我买自行车的心愿就这么实现了。我拿着那张上边盖着红色椭圆印章的票，很快买了自行车。这时，恰逢报社要我回西安开记者会，我便骑着新自行车奔向火车站。此时，从安康通向汉中阳平关的阳安线已投入营运，不过，铁路上行驶的不是绿色的有着方窗的客车，而是拉货的闷罐子黑车。我席地而坐，背告车厢，让那辆簇新的“红旗”牌自行车站立在我的面前。我望着它，心中的那个乐哟，可就别提了。
第二天下午3时许，火车到了我家乡的马嵬坡火车站。我下车后，骑着自行车直奔表弟家。表弟一家人围拢着自行车，千夸万赞。人堆中，有个俏女子就是我表弟的儿媳妇。我表弟微嗔说：“我春节前从你那儿回来，把你说的话给她说了：你伯说今年买不下自行车，结婚后买行不？小凤听说是你说的，也就将就了。看，你伯果然从几千里路上把自行车买下送回来了，多不容易呀！”
小凤红着脸膛说：“感谢伯。”
当时，我的心里是乐；可是，也苦苦的。